三国志卷四十七　吴书二　　吴主传第二 第37段

　　六年春正月，诏曰：「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制，人情之极痛也；贤者割哀以从礼，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无事，君子不夺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门．至於有事，则杀礼以从宜，要絰而处事．故圣人制法，有礼无时则不行．遭丧不奔非古也，盖随时之宜，以义断恩也．前故设科，长吏在官，当须交代，而故犯之，虽随纠坐，犹已废旷．方事之殷，国家多难，凡在官司，宜各尽节，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谓也．中外髃僚，其更平议，务令得中，详为节度．」顾谭议，以为「奔丧立科，轻则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则本非应死之罪，虽严刑益设，违夺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则恩所不忍，有减则法废不行．愚以为长吏在远，苟不告语，势不得知．比选代之间，若有传者，必加大辟，则长吏无废职之负，孝子无犯重之刑．」将军胡综议，以为「丧纪之礼，虽有典制，苟无其时，所不得行．方今戎事军国异容，而长吏遭丧，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闻忧不奔之耻，不计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轻所致．忠节在国，孝道立家，出身为臣，焉得兼之？故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违犯，有罪无赦．以杀止杀，行之一人，其後必绝．」丞相雍奏从大辟．其後吴令孟宗丧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听刑．陆逊陈其素行，因为之请，权乃减宗一等，後不得以为比，因此遂绝．二月，陆逊讨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韂将军全琮袭六安，不克．诸葛恪平山越事毕，北屯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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