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原创]《论宝钗》（郑无极最新73万字红学专著）34

作者：郑无极 标签：钗黛形象的B面 红楼梦 林黛玉 论宝钗 人物形象 薛宝钗

阅读次数：7

第六章：“岂不能行无为之治？”
——宝钗的治家思想


前面我们花了五章的篇幅，论证了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乃是一个“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的人。而宝钗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愤世嫉俗者，这种“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也必然会体现在她的管理治国的理念当中。只不过，宝钗又是一位闺阁少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女性通常是不能参与国政的。好在当时的社会存在一种“家国同构”的组织现象。一个国乃是一个放大了的家，一个家又是一个缩小版的国。书中交代，宝钗自幼便没了父亲。哥哥薛蟠“虽也上过学，不过略识几字，终日惟有斗鸡走马，游山玩水而已，虽是皇商，一应经济世事，全然不知”（第4回）。她的母亲又一味地溺爱不明。于是，宝钗“自父亲死后，见哥哥不能依贴母怀，他便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第4回）。这就使得宝钗很早便有了亲自参与管理治家的实践。因此，宝钗的“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乃至她关于“辅国治民”的宏大理想，落实到具体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就主要体现在了她对家计营生的管理方略之上。当然了，如果她出身于小门大户，所谓的家计营生也不过是如何谋生糊口而已。但她出身于作为金陵省四大家族之一和朝廷眼中“世宦名家”之一的薛家，又长期客居在一门两公府的贾家，在当时“家国同构”的社会大背景下，她所参与和从事的对家计营生的管理活动，就无疑跟朝廷大政会有几分神似之处，最起码也是后者的微缩版。所以，本章所讨论的宝钗的治家思想，实际上也就涵盖了另一个概念：宝钗乃至于曹雪芹的政治管理思想。
　　
那么，宝钗的治家思想，其核心要义又是什么呢？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这就是本章标题上已经出现过的那四个字：无为之治。而事实上，“无为之治”四字也正是宝钗在己卯本和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里的原话。这一段相关的原文如下：

众婆子听了这个议论，又去了帐房受辖制，又不与凤姐儿去算帐，一年不过多拿出若干贯钱来，各各欢喜异常，都齐说：“愿意。强如出去被他揉搓着，还得拿出钱来呢。”那不得管地的听了每年终又无故得分钱，也都喜欢起来，口内说：“他们辛苦收拾，是该剩些钱粘补的。我们怎么好‘稳坐吃三注’的？”宝钗笑道：“妈妈们也别推辞了，这原是分内应当的。你们只要日夜辛苦些，别躲懒纵放人吃酒赌钱就是了。不然，我也不该管这事；你们一般听见，姨娘亲口嘱托我三五回，说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闲儿，别的姑娘又小，托我照看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你们奶奶又多病多痛，家务也忙。我原是个闲人，便是个街坊邻居，也要帮着些，何况是亲姨娘托我。我免不得去小就大，讲不起众人嫌我。倘或我只顾了小分沽名钓誉，那时酒醉赌博生出事来，我怎么见姨娘？你们那时后悔也迟了，就连你们素日的老脸也都丢了。这些姑娘小姐们，这么一所大花园子，都是你们照看，皆因看得你们是三四代的老妈妈，最是循规遵矩的，原该大家齐心，顾些体统。你们反纵放别人任意吃酒赌博，姨娘听见了，教训一场犹可，倘或被那几个管家娘子听见了，他们也不用回姨娘，竟教导你们一番。你们这年老的反受了年小的教训，虽是他们是管家，管的着你们，何如自己存些体统，他们如何得来作践。所以我如今替你们想出这个额外的进益来，也为大家齐心把这园里周全的谨谨慎慎，使那些有权执事的看见这般严肃谨慎，且不用他们操心，他们心里岂不敬伏。也不枉替你们筹画进益，既能夺他们之权，生你们之利，岂不能行无为之治，分他们之忧。你们去细想想这话。”家人都欢声鼎沸说：“姑娘说的很是。从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姑娘奶奶这样疼顾我们，我们再要不体上情，天地也不容了。”（庚辰本第56回）
　　
按，“岂不能行无为之治”一句，己卯本、庚辰本原抄作“岂不能无易之治”。漏“行”字，又将繁体的“为”字形讹为“易”。又由于“无易之治”讲不通，所以后来又有妄人把庚辰本上的这一句点改为“岂不能省无益之费”，以至于弄得现在很多校排本也跟着这么写。但实际上仍然是错的，跟上文中宝钗劝导大家都要严格自律的说法是接不上榫的。鉴于此，蒙府本、戚序本、列藏本直到程甲本和程乙本干脆删去了这句话。凡是根据这些版本点校出来的校排本，其中也自然找不到关于“无为之治”的说法。但我们现在知道，后两种校排法均是不正确或不完整的校读。要恢复曹雪芹本意，就应该意识到“易”是“为”的讹写，如上述引文一般点校为“岂不能无为之治”，或者再加一个“行”字，变成“岂不能行无为之治”。而不管这么说，这“无为之治”四字都是薛宝钗在书中的原话，是她治家理念乃至于治国理念的精髓！

那么，什么又是“无为之治”呢？“无为之治”，又写作“无为而治”，是先秦时期的道家，尤其是战国至西汉初年的黄老学派的政治管理思想。而最先提出要“无为”的，就是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老子曰：“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见《道德经》第二章）又曰：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见《道德经》第四十八章）这些观点跟后来儒家、法家主张统治者应当积极有为的态度均相反。当然了，“无为”二字给人直观感受似乎就是“无所作为”、“无所事事”的意思。但我们不能望文生义。须知，“无所作为”也好，“无所事事”也好，均不是老子的本意。道家以及后来的黄老学派强调“无为”，实际上是说统治者或管理者不应该凭一己之私而妄为，而是要少一点兴风作浪、无事生事，多一点顺应自然之心、宽厚大度之量，不与民争利，不横加干涉，让被管理者即老百姓自由发展、自我管理。同时，也指统治者或管理者应该克制自己的欲望，并且找准社会与人性的规律，按照自然天道去施政，去调动被管理者即老百姓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自觉自愿地按照管理者的意志去维护大局，实现上与下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因此，老子又说：“道恒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见《道德经》第三十七章）能守道的管理者（侯王），表面上看什么也没有做，但由于他抓住了最关键的“道”，所以他管理下的老百姓把该做的都做了。对于这种理想的状态，老子又总结说：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见《道德经》第五十七章）

指出最聪明的统治者应该是少私寡欲的、清静无为的，不过多地干涉民间的事务，老百姓自己就能把自己管理好，自己就有发展经济致富的本能。紧接着，老子又说：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道德经》第五十八章）

意思是说，统治者的政策宽松、无为，人民就普遍淳朴、善良，统治者的政令严厉、烦苛，人民就普遍狡诈、邪恶。因此，有大智慧的统治者、管理者应该是方正有原则而不傲慢拒人的、思想锐利而不盛气凌人的、无私正直而不放肆胡为的、光明正大而不浮夸炫耀的。

不过，统治者、管理者又该如何通过“无为”，而使“民自化”、“民自正”、“民自富”、“民自朴”，这却是老子不曾详说的。但这一点缺憾，在《管子》一书以及后来司马迁的记述中或多或少地都得到了弥补。对“无为而治”下的“自化”过程和动力机制，代表了黄老学派思想的《管子》一书是这么说的：

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

指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统治者、管理者应该尽量少扰民，而应该通过利益引导法，让人们自觉自愿地去做事。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则说：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道之所符、自然之验。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

指出各种经济活动，乃是人类顺应本能和天性自发而为，不是政府教导的结果，也不需要政府时时刻刻跑出来指手画脚。

将以上这几点合起来，我们看到，远在两三千年前的中国古代，就有一部分智者发现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相通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比如，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先生，就曾竭力推崇老子的“民自化”、“民自正”、“民自富”、“民自朴”，喻之为经济上的“自生自发秩序”，同政府强制计划的“人造秩序”相对立。1966年9月，他在日本东京作题为《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讲演，当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他就激动的反问道：“难道这一切如此不同于《老子》第57章的诗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美国学者邓正莱则干脆认为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就是中国古代的道家。在其1998年发表《中国的前景：市场社会主义还是市场自由主义？》中，他说：“天道思想，一传到西方，也很快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者的高度认同。许多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对老子和天道思想十分推崇，并把天道思想视为人类共同的自由大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自由至上主义者罗斯巴德曾称老子与道家为‘世界上第一批古典自由主义者’。在美国的自由主义学者包雅士所编著的《古典自由主义精粹》一书中，老子是古典自由主义第一人。英美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发现，老子的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想不谋而合。”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认为：“道家有着自由市场的特征（道教的贸易自由主义）”，“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每当道家思想被认可的时期，经济的发展是较好的，社会是丰衣足食的。”中国学者杨鹏亦指出：“老子学说是中国古典自由主义的起源与重要传统，老子认为政府应当无为而治，将有为的领域仅限制在国防、国家安全、司法与社会救济上，其它则应任老百姓自由发展，最后老百姓富强后，会说一句‘我自然’。”此外，再从中国历史上的治国实践来看，以黄老之术为指导思想的时期，比如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也都是统治集团比较收敛、民间社会较为自由和均富，并且各种社会矛盾也比较缓和的时期。这也可以给前面马克斯•韦伯先生的论述作一个注脚。

上面我们讨论这么有关多历史上的“无为而治”的内容，无非是想说明宝钗的治家思想实际上就来源于先秦时期的道家哲学和战国至西汉初年的黄老学派。那么，曾经在历史上两度创造过辉煌治世的黄老“无为之治”，被宝钗运用到对富贵大族的管理当中，又是否得心应手、成效非凡呢？我们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在《红楼梦》中，曹雪芹虽然并没有直接写宝钗是如何管理自己家的，但在第55、56两回叙述“敏探春兴利除宿弊”时，作者却大写特写了一段宝钗帮助探春管理和改革贾府事务的文字。这就是所谓的“时宝钗小惠全大体”。从前述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里的引文中，任何人都不难看出，薛宝钗的此时提出的施政方针已深得人心。大观园内的仆妇们不管是得到了承包项目的，还是未能获得承包项目的，都十分赞同宝钗的谋划和安排，甚至于“欢声鼎沸”，纷纷表示说：“姑娘说的很是。从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姑娘奶奶这样疼顾我们，我们再要不体上情，天地也不容了。”这至少说明宝钗已抓到了推行“无为之治”的关键——人之所欲。照这个方略实施下去，只要没有其它的外来干扰，自然是能做到“人各任其能，竭其力”的。事实上，在王熙凤重新掌控大观园的管理大权之前，园内众仆妇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这也确实是有目共睹的。正如作者在第58回中的交代：

因近日将园中分与众婆子料理，各司各业，皆在忙时，也有修竹的，也有种树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种豆的，池中又有驾娘们行着船夹泥种藕。（第58回）

这是好一片繁忙景象！与此同时，这些仆妇的生产责任心也极大地强化了。亦如小丫头春燕所说：

“这一带地上的东西都是我姑娘管着，一得了这地方，比得了永远基业还利害，每日早起晚睡，自己辛苦了还不算，每日逼着我们来照看，生恐有人糟踏，又怕误了我的差使。如今进来了，老姑嫂两个照看得谨谨慎慎，一根草也不许人动。”（第59回）

现在，这些仆妇们一面辛苦劳作，积极地进行各种农副业的生产，一面又惟恐别人糟蹋大观园内花木，惟恐有一点浪费。两点相加，可以说在大观园内已形成了被管理者主动地为管理者开源节流的自动机制！
　　
不过，要真正理解宝钗的“无为之治”究竟高明在何处，却又不能不从探春的承包制改革说起。而探春的此一改革，所针对的又是贾府中一个积习已久的“宿弊”。早在第2回，作者就借冷子兴之口说过，贾府的一个很严重的毛病乃是：“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即所谓“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如此下去，其结果当然是：“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作为贾府内的有识之士，探春在临时代替凤姐，接受了荣国府管理权以后，她当然会想方设法地采取措施，以挽救这种危局。具体来说，无非是节流和开源这两方面。在节流方面，探春大刀阔斧地砍除了一些重复的、不必要的费用，比如，因与姑娘们的头油脂粉钱每人每月二两相重复而蠲了买办为姑娘们采购化妆品的钱，因与少爷们的月钱相重复而砍掉他们上学的纸笔和零花钱每人每年八两，如此等等。这些还只是小处，开源才是当务之急的大问题。受赖大家花园不仅能保本且能生利的经营模式的启发，探春又想到了如何在大观园内也推行承包制，使其物尽其用的问题：

探春道：“……年里往赖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园子比咱们这个如何？”平儿笑道：“还没有咱们这一半大，树木花草也少多了。”探春道：“我因和他家女儿说闲话儿，谁知那么个园子，除他们带的花、吃的笋菜鱼虾之外，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从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第56回）
　　
在同宝钗对讲了一会子学问以后，探春又向宝钗、李纨道出了自己的具体方案：

探春因又接说道：“咱们这园子只算比他们的多一半，加一倍算，一年就有四百银子的利息。若此时也出脱生发银子，自然小器，不是咱们这样人家的事。若派出两个一定的人来，既有许多值钱之物，一味任人作践，也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园子里所有的老妈妈中，拣出几个本分老诚能知园圃的事，派准他们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纳税，只问他们一年可以孝敬些什么。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有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至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年日在园中辛苦；四则亦可以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打扫人等的工费。将此有余，以补不足，未为不可。”（第56回）

过去，下人们拿的是“死工资”，吃的是“大锅饭”，干好了没有额外的奖励，干坏了也照样法不责众。经过这么一改革，多劳多得、节约归己，一下子就把仆妇们的自身利益与贾府的整体利益捆绑到了一起，其经济效益和治理效益上的大突破乃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当宝钗一听说探春拿出了这种方案，她就立即赞扬道：“善哉，三年之内无饥馑矣！”李纨也说：“好主意。这果一行，太太必喜欢。省钱事小，第一有人打扫，专司其职，又许他们去卖钱。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果然，探春将此计划一公布，婆子们也纷纷表示自己不仅可以把工作干得更好，同时还可以上交更多的利润：

探春听了，便和李纨命人将园中所有婆子的名单要来，大家参度，大概定了几个。又将他们一齐传来，李纨大概告诉与他们。众人听了，无不愿意，也有说：“那一片竹子单交给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里吃的笋，一年还可交些钱粮。”这一个说：“那一片稻地交给我，一年这些顽的大小雀鸟的粮食不必动官中钱粮，我还可以交钱粮。”（第56回）

在这种情况下，探春不无得意地宣布了自己打算在大观园内部设立新帐房的计划：

一面探春与李纨明示诸人：某人管某处，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余者任凭你们采取了去取利，年终算帐。探春笑道：“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终算帐归钱时，自然归到帐房，仍是上头又添一层管主，还在他们手心里，又剥一层皮。这如今我们兴出这事来派了你们，已是跨过他们的头去了，心里有气，只说不出来；你们年终去归帐，他还不捉弄你们等什么？再者，这一年间管什么的，主子有一全分，他们就得半分。这是家里的旧例，人所共知的，别的偷着的在外。如今这园子里是我的新创，竟别入他们手，每年归帐，竟归到里头来才好。”（第56回）

在大观园内设立完全受自己控制的新帐房，从而绕过荣国府原本的公共帐房来进行年终结帐，固然可以使那些得到承包项目的仆妇免受外面帐房的剥削，但更重要的，探春显然也有以此扩充自己财权的目的：在大观园里面算帐，把上缴来的承包费归在园子内部，这就等于是在荣国府的总帐之外，又设立了一个可供自己随意支配的“小金库”。

　　然而，仔细想去，探春的整个改革计划却又存在着两个很要命的大漏洞。首先，任何改革都必然是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即使无人受损，也有因未得益而相对受损者。受益的人固然会拥护改革，成为推进改革的动力。但受损者和相对受损者却也会成为改革的阻力。如何才能让更多的人从改革中受益，从而减小改革的阻力，确保有一个平稳外围大环境呢？具体来说，就是大观园中那些未能得到承包项目的仆妇又该如何安置？如果不给一点好处，白白地让她们眼红别人得利，她们能心甘情愿而不捣乱吗？这却是探春所不曾思考过的问题。第二，在大观园内设立新帐房的计划更加不妥。绕过外面的帐房固然可使承包者不受外面的盘剥，但这么做其实并没有减少管理层级，以后照样存在承包者被里面新帐房剥削的可能性。更重要的，在大观园内部设立小金库，久后也可能会刺激管理者自身的物欲，导致与民争利的局面。哪怕管理者始终是出于公心，有帐外帐存在，也难免会授人以口实。这一点就更是探春那种直线式思维所不曾想到的了。
　　
幸运的是，探春的此次改革又得到了宝钗的指点。针对上述两大问题，宝钗又在探春改革方案的基础上，作了两点极其关键的修正，可以说是专门针对探春改革弊端而设计的一场“再改革”：一是废除了向帐房归帐的旧制，二是建立了利益均沾的机制。关于废除归帐，宝钗的计划是让得到了承包项目、年终可以生利的仆妇们直接去分担大观园中的各种成本开销：

宝钗笑道：“依我说，里头也不用归帐。这个多了那个少了，倒多了事。不如问他们谁领这一分的，他就揽一宗事去。不过是园里的人的动用。我替你们算出来了，有限的几宗事：不过是头油、胭粉、香、纸，每一位姑娘几个丫头，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处笤帚、撮簸、掸子并大小禽鸟、鹿、兔吃的粮食。不过这几样，都是他们包了去，不用帐房去领钱。你算算，就省下多少来？”平儿笑道：“这几宗虽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的下四百两银子。”（第56回）
　　
这么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走帐不经过帐房，这就斩断了过去那种多一个管理层级就被多剥一层皮的陋规。而让那些得到了承包项目的仆妇们直接承担各种费用，又等于减轻了外面帐房成本支出的压力。同时，管理者自己不设新帐房，不搞小金库，剩余的利润皆归于下，这又杜绝了管理者自身私心膨胀、与民争利，从而授人以柄的情形出现。可谓一举三得，正如宝钗接下来所分析的那样：

“一年四百，二年八百两，取租的房子也能看得了几间，薄地也可添几亩。虽然还有敷余的，但他们既辛苦闹一年，也要叫他们剩些，贴补贴补自家。虽是兴利节用为纲，然亦不可太啬。纵再省上二三百银子，失了大体统也不象。所以如此一行，外头帐房里一年少出四五百银子，也不觉得很艰啬了，他们里头却也得些小补。这些没营生的妈妈们也宽裕了，园子里花木，也可以每年滋长蕃盛，你们也得了可使之物。这庶几不失大体。若一味要省时，那里不搜寻出几个钱来。凡有些余利的，一概入了官中，那时里外怨声载道，岂不失了你们这样人家的大体？”（第56回）

所谓“虽是兴利节用为纲，然亦不可太啬”，这话是关键。作为高高在上的管理者，若一味追求利润，强调物物归上、颗粒归仓，下面的人还能有埋头苦干的积极性吗？如果弄得怨声载道，那只能适得其反。宝钗十分明智地看到了这一点，并从保全贾府体面的角度出发，劝说探春、平儿等人接受自己关于利归于下、藏富于民的方案，表现出了比探春等人更为高明的思虑和远见。

接下来，就是剩余利润在下人们中间如何分配的问题。是将所有的好处均归于那些得到承包项目的婆子们吗？当初探春就是这么想的。可宝钗的想法却不同，她又顾念起了大观园中那些关门闭户、抬轿子、撑船、拉冰床等等从事“一应粗糙活计”的老妈妈们，提出前者应该再拿出一部分钱散与这些辛苦异常却不能自己生利的人：

如今这园里几十个老妈妈们，若只给了这个，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我才说的，他们只供给这个几样，也未免太宽裕了。一年竟除这个之外，他每人不论有余无余，只叫他拿出若干贯钱来，大家凑齐，单散与园中这些妈妈们。他们虽不料理这些，却日夜也是在园中照看当差之人，关门闭户，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们出入，抬轿子，撑船，拉冰床，一应粗糙活计，都是他们的差使。一年在园里辛苦到头，这园内既有出息，也是分内该沾带些的。还有一句至小的话，越发说破了：你们只管了自己宽裕，不分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枝花儿，你们有冤还没处诉。他们也沾带了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他们就替你照顾了。（第56回）
　　
老子说过：“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又说：“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见《道德经》第七十七章）现在宝钗提出的这一套办法正是以“天之道”来克服“人之道”的不足。对于那些得到了承包项目的婆子们来说，表面上看，她们要拿出钱来给别人，似乎吃了点小亏。但实际却是双赢。何也？正如宝钗所指出的那样，利益均沾才能保证大家都和睦太平、相互帮助体谅。否则，人家暗地里捣点乱、搞点破坏，你连叫苦的地都没有呢！再结合本章一开头所引述的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的那一段文字来看，得了承包项目的众婆子听了这个议论，考虑到“又去了帐房受辖制，又不与凤姐儿去算帐，一年不过多拿出若干贯钱来”，乃是“各各欢喜异常”，那些没得到承包地的仆妇也因为“每年终又无故得分钱”，亦“都喜欢起来”。 此刻，在大观园的范围内，居上位者与下层奴仆之间的各种隔阂、冲突，连同下层奴仆之间的各种潜在的争端，已被迅速消除。她们在兴利除弊，保全贾府的大体、大局方面，也已达成了方向上的一致。一个齐心协力，共谋振兴的局面，已是呼之欲出了。

有人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凤姐、探春、宝钗三人的政治理念和手段以后，指出：“王熙凤是贪婪集权管理者代表”、“贾探春是利益为重的积极改革者”、“薛宝钗是利义合一的高级管理人才”。然后，论述说：

由于贾探春的思维是直线式的，因而她的改革思路只是停留在物质层面上。薛宝钗则不同，她在完成物质层面的思考之后，更进一步展开了精神层面的思考。……还应该强调的是，与王熙凤相比，甚至与贾探春相比，薛宝钗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管理实权。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说，《红楼梦》中真正的管理权威就是薛宝钗。杜拉克就说过：“不论一个人的职位有多高，如果只是一味地看重权力，那么，他就只能列入从属的地位；反之，不论一个人职位多么低下，如果他能从整体思考并负起成果的责任，他就可以列入高级管理层。”按照杜拉克的这一标准，薛宝钗显然是可以进入“高级管理层”的。（佚名《从〈红楼梦〉看集权和分权管理》，摘自京华论坛）

这确实堪称是一语中的之评！而这里唯一需要补充的是，薛宝钗之所以能做到“利义合一”，关键就在于，她又是把代表公平、公正的“道”，放在“利”、“义”两者之上的！正因为她按照黄老政治的原则，以自身的“见素抱朴，少思寡欲”为本，以利益均沾、藏富于民的法则为用，才可以做到老子所说的“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即不用那些执事的仆妇处处厉行监管，也能使那些老妈妈们自觉自愿地拥护改革，勤劳肯干，走向共同致富之路。相比之下，凤姐却是法家“刑治”的代表。虽然凤姐没读过书，也识不得多少字，但她却在不自觉中实践着申不害的权术和商鞅的酷法。她的治政也跟历史上的那些法家统治一样，虽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高压摆平局面，但终致怨声载道，为将来更为激烈的上下冲突埋下了祸根，以至于她不能不从“私心藏奸”的角度考虑，打算让探春来顶替自己受怨。探春属于法治新秀。虽然她在凤姐“旧政”的基础上，引入了利益诱导的新手段。但由于她未能考虑在承办人与未承包人之间实现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所以如果径直这么搞下去，迟早也会因为下人们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化而不能不回到凤姐严刑峻法的老路上。只是现在这一切都被宝钗的再改革方案给化解了，实际上并未出现这种局面罢了。李纨则是儒家的代表。李纨本来就是一个“尚德不尚才”的，而且更宥于他父亲“女子无才便有德”的训导，因而在她与探春、宝钗组成的“三驾马车”中，实际发挥不了多少作用，仅仅以其珠大奶奶的身份，为探春压住阵脚而已。正如历代儒家所起到的作用：仅为上位者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作出说明，在实际行政过程中，起的作用不大。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见班固《汉书•元帝纪》）儒家历来都不过是一个表面的名义和幌子罢了。惟有宝钗跟这些人都明显不同。虽然她一样是儒家文化教育出来的女子，但她对于现实黑暗的独立思考和批判性的认识，却早已使她的思想更多地倾向于道家的一方。她从小就杂学旁收、接触过佛教、道教的“出世”思想，同时还参与过管理家务，具有行“入世”之事实践经验，所以只有她能够看穿这些历史上现实中都试验过的“刑治”、“利治”、“礼治”的严重不足，从而提出“无为无不为”的“道治”，算是真正找到了能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上下同心，实现长治久安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