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原创]《论宝钗》（郑无极最新73万字红学专著）31

作者：郑无极 标签：钗黛形象的B面 红楼梦 林黛玉 论宝钗 人物形象 薛宝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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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脂评本原著中这种“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的基础性布局，过去官方红学会的那些学者也并不是一点也没有察觉。事实上，早在笔者开创“钗学”的若干年以前，就有人发现了书中宝玉和宝钗都有批判那些读书做官之人的激烈言论。只是宥于“反封建”红学的那些陈腐旧套，这些评红者很难平心静气地正视这一现象，乃不惜编造出各种各样的说法，企图重新将宝玉和宝钗划分到“封建”与“反封建”的两大对立阵营中去，以维护所谓的“宝黛叛逆爱情”一说。而这方面最典型的又莫过于张庆善等官方红学家在《漫说红楼》一书中提出的说法：

薛宝钗与贾宝玉都批驳了读书人，但我们认为，两人的思想观念还是相当不同的。首先在于他们对读什么书的看法上不同。宝玉是“愚顽怕读文章”，这里所说的文章是指《四书》、《五经》。在宝玉看来，《四书》以外没什么好书，如第三回他对探春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又如第十九回袭人说宝玉的话：“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名字叫做‘禄蠹’。又说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第三十六回更是写到宝玉“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可以说宝玉将《四书》以外所有儒家经典差不多都否定了。一句话，宝玉不喜欢读书，是指他不喜欢读封建家长规定的所谓“正经”书，他喜欢的则是“杂学旁收”。这些恰恰同薛宝钗相反。在薛宝钗看来，读书就要读正经的书，读有用的书，什么诗、词、“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等等都是杂书。读这些杂书不仅无用，最可怕的是会“移了性情”。而从上面引述的她批驳读书男人们的话，没有一点否定“正经书”的意思。她认为书是好的，问题是男人们没有读好，没有达到“读书明理”，以致“把书糟蹋了”。其次，宝玉与宝钗在为什么读书的目的上也根本不同。宝玉最厌恶八股制艺那一套东西，根子在于他坚决不走封建家长规定的科举考试读书当官的道路。他鄙视功名利禄，甚至不愿与贾雨村一类为官做宰的人接触。薛宝钗与他则相反，她认为读书的目的在于要“明理”，要“辅国治民”，她反对宝玉“杂学旁收”，除了怕“移了性情”外，更在于读那些杂书于科举考试无用。她希望宝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将来在仕途道路上能有重大作为。在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上，宝玉与宝钗有着尖锐的对立。所以，从不劝宝玉去谈讲仕途经济的学问的林黛玉获得了宝玉的深深的爱，而同样美丽漂亮的宝钗则被斥为“禄蠹”。（张庆善、刘永良《漫说红楼》第44-45页）

这些官方学者作出以上这么一番论述，无非是想通过“排查政治动机”、“找准阶级立场”的方法，让宝玉和宝钗在思想上重新“划清界限”，进而重申“反封建”红学那一套阶级斗争论、路线斗争论，以挽救其学理上已摇摇欲坠的命运。但这种努力却注定是徒劳的。因为张庆善等官方红学家的这番论述，既在事实层面上犯下了两个巨大的错误，又在逻辑层面暴露了一个致命的漏洞！以这样的理论去对抗脂砚斋关于宝玉、宝钗似远而实近，以及宝玉、黛玉似近而实远的论述，那自然是免不了会碰得头破血流的！

我们先来说一说其在事实层面所犯下的两个错误。第一、这位张庆善先生在他的文章里一口咬定说：“在薛宝钗看来，读书就要读正经的书，读有用的书”，“她反对宝玉‘杂学旁收’，除了怕‘移了性情’外，更在于读那些杂书于科举考试无用”。但《红楼梦》中的事实又如何呢？凡是认真读过原著原文的读者，可以说一眼就能看出这种说法的荒谬。要知道，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她自己就是一个比贾宝玉还要“杂学旁收”的人。她什么时候反对过贾宝玉“杂学旁收”了呢？至于说什么“读书就要读正经的书，读有用的书”，就更不是薛宝钗自己的观点！事实上，第22回写宝钗喜欢《山门•寄生草》，第38回中宝钗又作《螃蟹咏》讽刺时事，这些都足以证明她读过大量既非“正经”，也非“有用”的书。不仅读过，她还非常爱读这些书。本书第一章里，我们曾经引用过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之“借蟹讥权贵”条的文字。所谓“一蟹之微，古今皆借以喻权贵”，点明了借螃蟹讥讽当权者，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个传统。如果宝钗没读过这些政治讽刺诗，她怎么能想到自己也作一首《螃蟹咏》讽刺贾雨村之类的贪官？同时，宝钗对于《山门•寄生草》的喜爱，认为其“填的极妙”，这就更足以证明她从未有过什么“读书就要读正经的书，读有用的书”之类的观念和想法。不仅如此，宝钗还主动地将这首曲子推荐给宝玉，告诉他：“要说这一出热闹，你还算不知戏呢。……只那词藻中有一支《寄生草》，填的极妙，你何曾知道。”宝钗明明知道“这些道书禅机最能移性”，可她却还是无所顾忌地把这首《山门•寄生草》介绍给宝玉，以至于引出了所谓“听曲文宝玉悟禅机”的一大段文字。如果宝钗真的只读正经书和有用的书，真的反对宝玉“杂学旁收”，她能为此吗？她会为此吗？真不知道这些“道书禅机”，还有“借蟹讥权贵”之类的政治讽刺诗，究竟是对科举考试“有用”呢，还是像有的人臆想的那样，是对入宫做皇妃“有用”呢？恐怕都恰恰是对科举考试和入宫做妃子皆“无用”之至的书吧！在曹雪芹的原文中，宝钗明明读过很多非“正经”的书、“无用”的书，而且她也爱读这些书，可这位张庆善先生却硬说人家只读“有用的书”。这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呢？第二、林黛玉真的是什么“从不劝宝玉去谈讲仕途经济的学问”的人吗？张庆善先生毫不犹豫地认为她是这样的人。可我们却在前文中十分轻松地举出了黛玉劝宝玉结交官场中人，走仕途经济的大量事例。对于宝玉，黛玉左一句“你从此可都改了罢”，右一句“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这能叫“从不劝宝玉去谈讲仕途经济的学问”么？任何拥林派式的辩护之词，在这些无可更改的原文面前，恐怕都不能不陷于苍白无力的境地吧？以上两点相加，我们所能得出的结论也自然与张庆善先生的论述截然相反：固然，林黛玉因为被宝玉错当成从不谈讲仕途经济的“知己”而一度获得了宝玉深深的爱。但错觉毕竟是错觉，在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上，惟有黛玉才真正是与宝玉有着尖锐对立的。因此，宝、黛爱情最终也不能不以二人的分道扬镳而收场，落了个“莫怨东风当自嗟”的结局。反过来，在做官与不做官的人生选择上，宝玉与宝钗看似有那种“尖锐的对立”，但实际上，在批判和反对以贾雨村为代表世俗官僚这一问题上，宝钗与宝玉却又有着惊人一致的立场！因此，宝玉固然一度误将宝钗斥为所谓的“禄蠹”，但久后他却必然会意识到宝钗不仅不是什么“禄蠹”，相反，她那种愤世嫉俗的精神还恰是这些“禄蠹”们的死敌！这样的话，钗、玉二人的感情也会由此产生断环重合的效应，并在婚后出现夫妻恩爱的局面。亦如曹雪芹在《金玉姻缘赞》中所提示的那样：宝玉、宝钗的婚姻正充满着如“麟髓之醅，凤乳之麯”一般清香、淳厚的爱情风韵，正所谓“莫言绮縠无风韵，试看金娃对玉郎”是也！

接下来，再谈一谈这位张庆善先生的观点在逻辑上暴露出来的致命漏洞。很明显，这些官方红学家是从如何对待“正经书”的态度问题入手，来把宝钗主张的“读书明理，辅国治民”与宝玉的“鄙视功名利禄，甚至不愿与贾雨村一类为官做宰的人接触”抓过来相“对立”的。但两者真的是什么“尖锐对立”的关系吗？宝钗的“读书明理，辅国治民”固然并没有任何否定《四书》等“正经书”的意思。但宝玉的“鄙视功名利禄”就否定了以《四书》为代表的那些儒家纲常说教了吗？当然没有！事实上，连张庆善先生自己举出的例子也是：“在宝玉看来，《四书》以外没什么好书”，以及宝玉“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这就很有意思了，宝钗没有否定以《四书》为代表的正经书，被官方红学家抓住，猛批成“卫道士”。宝玉否定群书而独尊《四书》，却被这些左派文人说成是“反封建”。这种怪异的现象，套用香港电影里一句经典的台词，就是：你有没有搞错？！其实，韩非子早就说过一句名言：“狂者东走，逐者亦东走。其东走则同，其所以东走之为则异。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审察也。”（见《韩非子•说林上》）意思是：发疯的人向东跑，追他的人也向东跑，同样都是向东跑，但他们这么做的缘由和目的则不同。所以说，做同样的事的人，你不能不详察他这么做的目的，而不应该相当然地把他们都归于一类。我们来看，同样是“鄙视功名利禄，甚至不愿与贾雨村一类为官做宰的人接触”，内中的原由也会有不同的情形。一种是从根子上反对儒家那些纲常名教，所以厌恶经济仕途。一类则正好相反，是因为看到贾雨村一类为官做宰的人玷污了儒家那些纲常名教，所以才不与之为伍。贾宝玉属于哪一类呢？当然是后一种情况。道理很简单，如果他从根子上反对儒家那些纲常名教，干脆把《四书》烧了不就行了，为何烧的偏偏是《四书》以外的书？套用贾宝玉自己的话说：“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他所否定的分明是别人对圣人之书的曲解，而不否定圣人之书本身。再看看书中一再写到的贾宝玉的尊孔言论，诸如“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说下的，不可忤慢，只得要听他这句话”（第20回）、“这纸钱原是后人异端，不是孔子的遗训”（第58回）等语，就更不难理解他那种“反反封建”的立场。而因为嫌贾雨村一类为官做宰的人有辱于君臣大义，便批判他们，痛斥他们，这跟宝钗因为这些人背叛了“读书明理，辅国治民”的原则，就犀利地讥讽他们，两者之间又究竟有什么不同？具有讽刺性的是，张庆善先生在这个地方竟玩弄起一种偷换概念的游戏：先将“正经书”定义为《四书》、《五经》，然后由宝钗不曾反对《四书》来指责她没有叛逆性，还把警幻告诫宝玉的“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栽到宝钗头上。可轮到宝玉，“正经书”的定义就变了，变成了“《四书》以外所有儒家经典”。只要宝玉否定了《四书》以外的书，就说他是在跟“封建家长”对着干，哪怕连贾宝玉独尊《四书》，尤其是《大学》一书的事实也不顾了。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这“正经书”的概念就是一面团，任由这些“反封建”红学家随心所欲地捏合么？当然了，在做官而斗争，还是不做官而逃避的问题上，宝钗与宝玉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歧。但已经说了，那并不重要，不过是方式方法的问题，并非立场上有什么不同。套用前面韩非子那个比喻，我们也不妨就宝玉、宝钗的这一情形打个比方：一对恋人约着相会，男的向东走，女的向西走，二人行进的方向的确相反，但二人之所以相反而行的目的却只有一个，即赶到约定的地点去。这能叫二人“背道而驰”吗？不，那应该叫做“殊途同归”才对！而现在以张庆善先生为代表的官方红学家不顾一切地要把宝玉、宝钗的殊途同归，强行说成是“背道而驰”，这除了贻笑大方以外，还能有什么效果呢？以这样偏谬的思维去立论，当然丝毫也动摇不了脂砚斋关于“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的正确论断！

就在这些官方红学家五色目迷，看不清《红楼梦》之真实内容的时候，一位“外行人”——导弹专家崔耀华先生却一眼瞧出了曹雪芹胸中的丘壑，并就宝玉与钗、黛的思想远近问题，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

几十年来红学中对钗、黛美丑，钗、黛优劣，宝玉和钗、黛之间谁亲谁疏，谁近谁远和如何对袭人定性的问题已久争不决。蔡义江先生说：“她（袭人）的‘温柔和顺’，颇与薛宝钗的‘随分从时’相似，合乎当时（封建）的妇道标准和对礼法对奴婢的要求。”但在二十一回“贤袭人娇嗔箴宝玉”中有一段脂评，却和爱情论、自传说对钗黛的评价背道而驰。脂曰：“写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何也？宝玉之心：凡女子之前不论贵贱，皆亲密之至，岂于宝钗前反生远心哉？盖宝钗之行止，端肃恭严，不可轻犯，宝玉欲近之，而恐一时冒渎，故不敢狎犯也。宝钗待下愚，尚且和平亲密，何反于兄弟前有远心哉？盖宝玉之形景已泥于闺阁，近之则恐不逊，反成远离之端也。故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至颦儿于宝玉似近之至矣，却远之至也。不然，后文如何反较胜角口诸事，皆出于颦哉？以及宝玉砸玉，颦儿之泪枯，种种孽障，种种忧忿，皆情之所陷，更（又）何辩哉？此一回将宝玉、袭人、钗、颦、云等行止大概一描，已启后大观园中文字也。今详批于此，后久不忽矣。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这段脂批对读者如何理解钗、黛和宝玉的关系，如何理解三人之间的故事内容和艺术形式十分重要。在书中宝玉和黛玉之间总是没清没完的口角，闹矛盾，耍性子，摩擦，纠纷不断。从脂批所言，它表现了二人代表的思想之间的一种关系和艺术形式，表现了宝玉对黛玉是“近中远”的关系。而宝钗对宝玉只是怕太近会有不逊、不恰当之处，宝玉与宝钗却是“远中近”。作者在描写钗、黛如何对待代表宝玉本质的“通灵玉”时，写道宝钗能“巧合识通灵”，并把“通灵玉”托在手上细心念两遍，“和尚”也认定“金锁”和“通灵玉”是“一对儿”。黛玉却相反，在她第一次和宝玉见面时，就招来宝玉“摔玉”“砸那命根子”，引来宝玉骂“什么劳什子，人高低的不识”。黛玉从小和宝玉同吃同住，同止同行，但黛玉从来没有像宝钗那样让自己的丫头打个络子把玉络上，从来没有写过黛玉对“通灵玉”的细心关爱。所以说宝玉和黛玉是“近中远”，和宝钗是“远中近”。黛玉被叫做“颦儿”，也是用“东施效颦”之典，也是褒中贬。所以脂批对正确解读三人的关系、性质和本质十分重要。（见崔耀华《否定群雄解红楼•给钗黛袭等系列人物画相》）

这里先要纠正一个小错误：林黛玉并非不曾打个络子把通灵宝玉络上。事实上，她为此玉做的有一个穗子。但这一错误亦无伤大雅，因为黛玉为通灵玉做的穗子又被她亲手剪断：“林黛玉听了，也不顾病，赶来夺过去，顺手抓起一把剪子来要剪。袭人紫鹃刚要夺，已经剪了几段。”（第29回）套用黛玉在气头上的话说：“我也是白效力。他也不希罕，自有别人替他再穿好的去。”对此，王希廉批评说：“玉可砸，则穗亦当剪，宝、黛姻缘中断，已兆于此。”（见《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第29回总评）又说：“莺儿正打梅花络，宝钗忽叫打玉络，又用金线配搭，金与玉已相贴不离。黛玉线穗已经剪断，宝钗线络从此结成。”（见《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第35回总评）因此，黛玉为通灵玉做过穗子，也改变不了原著中宝玉和黛玉是“近中远”，和宝钗是“远中近”的基本格局。

而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么一个显著的事实，且为脂批明确道出，为什么竟然不是由职业的红学家们来发现，却是由一位红学界的“外行”首先提出的呢？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学术界有很多划时代的理论都非科班出身的人首先提出，而是某个外行的创造。历史上，发明大陆漂移说的，不是地质学家，而是作为气象学家的魏格纳。创造相对论的，也不是经典物理学家，而是作为专利局职员的爱因斯坦。对于这种隔行者反而捷足先登的现象，潘旭澜先生在其《太平杂说》一书中作了很精辟的分析：

就整个学术文化界，尤其是中国学术文化界而言，我主张要大大提倡跨学科参与——隔行论X。这个隔行论X，依学术发展的需要和学人的主体可能而定。也就是说，要隔行不隔山，相邻相近相关的学科，有什么价值得论而你又论得出的，尽可以去论，不能论或不想论就短说、杂谈、七嘴八舌。这对激活学术，大有裨益。有些学术领域，如果没有隔行者参与，本行的学人长期受圈内绝对主流观点的塑造、制约、熏陶，很难有自由思想和独立认识。即使有，受到种种关系、利害制约，很可能就欲说还休，胎死腹中。即使写了，圈内也很难让它正式露面。（见潘旭澜《太平杂说•前言》）

现在大家都知道官场有潜规则，其实，被政治势力拿过来官场化了的学术界，也一样是有潜规则的。一个人身处其中，受到各种关系、利害的制约，遭遇主流意识的强行灌输。丧失自我，人云亦云，乃是常态。因此，官方红学会提不出革命性的创见，这项任务只能由圈外人来完成，这几乎就是一种必然。

由此反观宝钗的政治理想——让有正义感的男人通过掌握权力，去横扫“螃蟹”一般的贪官，以澄清玉宇，这就等于是在鼓励一个人同整个体制作战。我们不禁要问，这行得通吗？那个孤身奋战的人，到头来会不会在潜规则的重压之下，向污浊的现实投降、屈服呢？我们相信，如果是宝钗自己以男人之身行走在权力场上，她必不会屈服。因为无论是“更香谜大扫贾政兴”、“蘅芜苑开罪史太君”，还是宝钗“调侃”王夫人、嘲弄“凤丫头”的举动，都彰显了她敢于孤身对抗环境的勇气。正所谓“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见第70回，薛宝钗《临江仙•柳絮辞》）是也！但天下之人都能如宝钗这般坚强不屈吗？当然不是。事实上，还是如宝二爷一般胆小怕事的多。因此，宝钗所期望的“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那只能作为一桩个案存在，并不能当作通例。而我们现在知道，要真正解决腐败和滥权的问题，还必须有制度上的革命，用新制度、新机制来代替旧制度、旧体制。惟有打破权力世界的封闭性，以民权制约官权，把当权者“关进笼子里”接受公民的监督，才能真正根除困扰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滥权肆行之病、官场腐败之病。但《红楼梦》却是二百五十多年一个清代人的作品。那时候的人受的是皇权主义的教育，对新制度、新体制几乎一无所知。因此，无论是书中的薛宝钗、贾宝玉，还是书外的曹雪芹、脂砚斋，他们都是想不到要去革新制度的，只能把一腔愤懑之情发泄到贾雨村之类的贪官身上。套用官方红学会常说的一句话，这就叫做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吧！

换一个角度看，历史进步也好，历史局限性也罢，宝钗那种愤世嫉俗的精神，归根结底又是作者自己的思想的外化产物。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造就了曹雪芹这种既忠实于儒家纲常名教，又批判社会黑暗的精神面貌呢？儒家教育的影响是其一，道家、佛家各种“道书禅机”的“移性”，也是其一。这些都不消细说。我们只从另外两个切入点来看看曹雪芹何以会如此。一是作者家族的兴衰荣辱，二是清乾隆时期的社会大环境。

经过胡适以降数代红学家、曹学家的努力，我们逐渐知道，《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他出身在一个“诗礼簪缨”、“钟鸣鼎食”的显赫世家。其高祖曹振彦原是明朝驻辽东的下级军官，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战败被俘，沦为满洲人的“包衣”，即奴隶。但后来他本人及其子曹玺随多尔衮“从龙入关”，曹玺又“随王师征山右建绩”（见于化龙编纂《康熙江宁府志》），曹家在满州正白旗的地位逐步提高。曹玺之妻孙氏，做过康熙皇帝幼时的保姆，曾在康熙患天花养病期间悉心照料他。凭借这层关系，曹玺本人、曹玺之子曹寅、曹寅之子曹颙、曹寅之侄曹頫，三代四人世袭江宁织造之职达六十余年。康熙南巡。数次驻跸曹家，还亲笔御书“萱瑞堂”三字赐予孙氏，以示感恩。曹寅之女曹佳氏嫁给平郡王讷尔苏，生小平郡王福彭。圣眷之隆，冠绝一时，其奢糜繁华景象，真的是如“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一般。然而，诚如《红楼梦曲•恨无常》所唱：“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没有谁能够永保权势富贵。康熙宴驾，雍正嗣位，曹家作为先帝的宠臣遭到了新帝排斥。而当年为接驾康熙挪用公帑而造成的府库亏空，更成了曹家被抄的直接导火线。一个富贵繁华之家，瞬间沦落至整个旗人集团的底层。最后一任当家人曹頫还惨遭枷号之辱。这种强冷强热的今昔对比，在曹雪芹的心目中正成为了《红楼梦》萌芽的种子。曹家既长期受到皇帝的宠爱，浸淫于权力场中，同各方面的政治势力都有过接触和交往，自然对形形色色的官场情弊都了如指掌。败落以后，他们的精神状态从过去的受宠若惊，迅速转为现在的悲怆冷峻。这也有助于他们跳出官场来看官场，既洞悉权力世界的种种内幕，又不受其利害关系的牵制。显然，正是这种独特的地位和处境，才促生了曹雪芹那种对官场由衷愤恨和世事洞明。

清乾隆时期的社会大环境则从另一个角度促成了《红楼梦》作者的激愤。我们现在知道，乾隆时期虽然号称“康乾盛世”，却是腐败之风空前泛滥的一个时期。整个清帝国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由盛转衰，走了下坡路。清代最大的贪污犯和珅就是乾隆皇帝一手培养出来的怪胎。后来嘉庆皇帝执政时，和珅被抄家，据说抄出来的家产相当于清廷十年的财政收入，以至于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除了和珅这个贪污之王以后，乾隆时期其它的腐败大案、窝案也是一串接一串。比如，乾隆四十六年的甘肃冒赈案，涉及甘肃省官员二百余人，其中布政史以下县令以上官员113人，可以说将甘肃全省县级以上官员几乎全部牵扯了进来。又如，同年的于敏中案，其人早于乾隆四十四年故去，生前号称廉洁，死后家人却为分财产而闹得纷纷扬扬，甚至传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以帮助分家为名，调查于氏财产，居然达二百万两之多。后来，乾隆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乾隆起居注》六十年八月）固然，这些著名的大案要案都发生于曹雪芹去世以后。但俗话说的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乾隆初年皇帝对于贪官的有意放纵，早就为乾隆中、后期的腐败大爆发埋下了伏笔。曹雪芹虽然生活在相对还算清明的乾隆初年，可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他提前几十年就感受了官场风气正在朝恶质化的方向发展，所以才让宝钗提前跑出来一竿子扫倒所有读书做官的男人。那么，从康熙末到乾隆初的这一段历史时期，在曹雪芹的眼中又是如何呢？实际上，他已经感受到了相当的昏暗，并且于《红楼梦》中带着若干文学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本书第二章里，我们讨论宝钗与元春的关系时，曾列举过一些太监贪婪索贿的例子。这里再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曹雪芹对于社会昏暗化的异常敏感。一是对当时社会“稳定”状况的描写：
　　
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粮夺食，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甲戌本第1回，“抢粮夺食”庚辰本作“抢田夺地”）

此一例子可以说明当时农村社会的积贫与动荡。再来看足以反映当时官僚阶层凶狠、酷烈之风的又一个事例：

且说平儿见香菱去了，便拉宝钗忙说道：“姑娘可听见我们的新闻了？”宝钗道：“我没听见新闻。因连日打发我哥哥出门，所以你们这里的事，一概也不知道，连姊妹们这两日也没见。”平儿笑道：“老爷把二爷打了个动不得，难道姑娘就没听见？”宝钗道：“早起恍惚听见了一句，也信不真。我也正要瞧你奶奶去呢，不想你来了。又是为了什么打他？”平儿咬牙骂道：“都是那贾雨村什么风村，半路途中那里来的饿不死的野杂种！认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来！今年春天，老爷不知在那个地方看见了几把旧扇子，回家看家里所有收着的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立刻叫人各处搜求。谁知就有一个不知死的冤家，混号儿世人叫他作石呆子，穷的连饭也没的吃，偏他家就有二十把旧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门来。二爷好容易烦了多少情，见了这个人，说之再三，把二爷请到他家里坐着，拿出这扇子略瞧了一瞧。据二爷说，原是不能再有的，全是湘妃、棕竹、麋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写画真迹，因来告诉了老爷。老爷便叫买他的，要多少银子给他多少。偏那石呆子说：‘我饿死冻死，一千两银子一把我也不卖！’老爷没法子，天天骂二爷没能为。已经许了他五百两，先兑银子后拿扇子。他只是不卖，只说：‘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姑娘想想，这有什么法子？谁知雨村那没天理的听见了，便设了个法子，讹他拖欠了官银，拿他到衙门里去，说所欠官银，变卖家产赔补，把这扇子抄了来，作了官价送了来。那石呆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老爷拿着扇子问着二爷说：‘人家怎么弄了来？’二爷只说了一句：‘为这点子小事，弄得人坑家败业，也不算什么能为！’老爷听了就生了气，说二爷拿话堵老爷，因此这是第一件大的。这几日还有几件小的，我也记不清，所以都凑在一处，就打起来了。也没拉倒用板子棍子，就站着，不知拿什么混打一顿，脸上打破了两处。我们听见姨太太这里有一种丸药，上棒疮的，姑娘快寻一丸子给我。”宝钗听了，忙命莺儿去要了一丸来与平儿。宝钗道：“既这样，替我问候罢，我就不去了。”平儿答应着去了，不在话下。（第48回）

贾雨村为帮助贾赦夺得几把扇子，不惜使出栽赃陷害的手段来巧取豪夺。连贾琏都不以为然，说是“为这点子小事，弄得人坑家败业，也不算什么能为”。平儿更是气得大骂贾雨村是“饿不死的野杂种”。宝钗听了立即拿出治伤药，送给贾琏，还托平儿问候贾琏，算是对贾琏反对贾雨村之举表示了支持。可想而知，社会上出现的这种事例，只会加深曹雪芹对于显示黑暗的认识。而书中的这一事例，也只能强化宝钗对于贾雨村之类的赃官的憎恶之情！

但这样一来，曹雪芹的反官僚思想就不自觉地走入了一个“佯谬”之中。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曹雪芹是赞美皇帝的。在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第63回，他甚至借贾宝玉之口说了一段关于“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的话来吹捧皇帝的功德。可是问题就出来了：如此圣明仁德的皇帝，在他的治理之下怎么会是腐败成风、民不聊生？反过来，一个社会腐烂成那样，贫穷和动荡成那样，这样的国家又怎么可能声威远播，让那些强悍的北方游牧民族“拱手俛头缘远来降”呢？这似乎是大谬了。当然了，这个问题对于曹雪芹本人来说是不存在的，他可以解释说，皇帝英明，都是奸臣蒙蔽。但我们今天却很难接受这种说法，既然是“政昏于下”，又如何能是“主明于上”呢？但不能不说的是，曹雪芹讲的两方面的话，都是符合他那个时代的历史事实的。一方面，清乾隆时期腐败糜烂，已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方。但另一方面，清帝国也确实显现出一副强盛、崛起之态，国势如日中天。前面我们介绍了乾隆治下的社会黑暗之态，下面再说一说乾隆时期的文治武功之盛。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就是清帝国与蒙古准噶尔部的战争。在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辛苦创作《红楼梦》的时候，正值这场历时数十年的战争进入尾声。当初在康熙时期，蒙古准噶尔汗国处于鼎盛阶段，称雄于整个蒙古高原，与清朝形成南、北两强对峙的局面，并对清朝统治中心北京形成了巨大威胁。其大汗噶尔丹曾致信于康熙，称：“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俨然以北方草原霸主自居，反把清朝当作了“南方”汉族政权的延续和代表。但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连续打击，准噶尔汗国迅速由强转弱。其前后两任大汗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均败亡而死。到乾隆初年，清军攻入北疆准噶尔盆地，节节胜利，准噶尔军一败涂地。到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最后一任准噶尔大汗达瓦齐也被人擒献清廷。这正好是在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问世的一年之后，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诞生的五年之前。因此，书中贾宝玉所说的“耶律”、“匈奴”等“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并不是一句虚夸之语，而是有现实中清军的赫赫战功作为支撑。那么，内部腐败糜烂的国家，又为何会对外显现出如此的强盛呢？其实，在这个“佯谬”中，大家都不知不觉地混淆了社会溃败与国家崩溃两个相关又不同的概念。社会溃败是从微观层面来说的，指一国的专权腐败导致正义之风荡然无存，上、下阶层尖锐对立，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等等。国家崩溃是从宏观上来说的，指一国的政权无力控制局面，统治集团走向穷途末路。从历史上看，历朝历代走下坡路都是从社会溃败开始的。而社会溃败持续发展下去又必然会导致国家崩溃。但并不是说，一旦形成了社会溃败的局面，国家就马上会崩溃。这里面有一个时间差。清代是农业社会，统治集团搜刮和掠夺民间财富的手段，既相对有限，又比较笨拙。因此，从社会溃败到国家崩溃的时间差就会拉得比较长，跟以往的朝代一样，大约有几十到上百年的长度。在这个时间差内，国家崩溃的效应还尚未表现出来，统治集团却因为加大了对民间的掠夺程度，积聚了大量财富，而在国家政权的层面上显示出实力的迅速膨胀。这就是乾隆治不了腐败，却能搞出一个“十全”武功的原因。这一切，倒是一个外国人看得更清楚。此人就是前来访问清朝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他说：

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又说：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它将永远不能修复。

而曹雪芹生活的年代，就恰好处在乾隆皇帝这位“谨慎的船长”，驾驶着清帝国这条体量巨大、让邻国敬畏，却已经“破败不堪”的旧船勉强航行，尚且没有变成残骸，“在海岸上撞得粉碎”的这个时候。因此，这位观察力敏锐非凡的小说家，能够同时看到清帝国“盛世”与“衰世”的两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的现代读者由于不懂上述道理，分不清社会溃败与国家崩溃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正确理解曹雪芹既批判官场腐败，又赞美朝廷“功德仁孝，赫赫格天”的深层次原因。乃不惜编造出一些看似深刻，其实欲深反浅的“理论”来解释《红楼梦》中的种种“佯谬”。比如，有人就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认定书中贾宝玉的那段“功德仁孝，赫赫格天”的话是在讥讽清廷。甚至认为曹雪芹是冒着杀头的风险，把满清比做“耶律”、“匈奴”等“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肆意作践。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刻意的误读。贾宝玉命芳官“将周围的短发剃了去，露出碧青头皮来，当中分大顶”，这是在调笑以准噶尔部为代表的蒙古人，根本就不是在针对满清。清代人的标准发式是头上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头发皆剃去，后半部头发留长，梳成单根长辫。过去的蒙古人又是什么样的头型呢？日本人稻叶氏《清朝全史》云：“蒙古人之辫发，前与左右皆留，他尽剃。其前所留，垂下，如支那南方妇人之前发，两侧所留则辫之。”看得出来，贾宝玉给芳官设计的发式，是仿照蒙古人的，并非仿照女真或满洲式样。而如上所述，《红楼梦》成书的年代，正值清帝国发动平灭蒙古准噶尔部的战争之时。因此，曹雪芹“为君父生色”而作践蒙古人，清朝皇帝如果听见了，只会感到得意而不会生气。清礼亲王昭梿在其《啸亭杂录》中说：

蒙古生性强悍，世为中国之患，虽如北魏、元代皆雄起北方者，然当时柔然、海都之叛未尝罢绝。本朝威德布扬，凡毡裘月竁之土，无不降服，执殳效顺，无异世臣。（见昭梿《啸亭杂录》之“善待外藩”条）

这也可以为贾宝玉所谓“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作一注解。此外，贾宝玉的这话也对应了雍正皇帝在其《大义觉迷录》中的自吹：

数十年来，凡与我朝为难者，莫不上干天谴，立时殄灭。如内地之三逆，外蕃之察哈尔、噶尔丹、青海、西藏等，偶肆跳梁，即成灰烬。又幺么丑类，如汪景祺，查嗣庭、蔡怀玺、郭允进等，皆自投宪网，若有鬼神使之者。（见雍正《大义觉迷录》）

曹雪芹的话可以说是讲到清朝皇帝的心里去了，哪里有半点“反满”思想？宗启春先生在《反看红楼梦》一书中说的好：“如果一定要说曹雪芹是民族主义者，那也是大满族主义者，而不是大汉族主义者。”（见宗启春《反看红楼梦•曹雪芹既不反满也不反皇帝》）可见，所谓的“民族主义”红学，不过是跟“反封建”一样，属于后世读者自己的走火入魔罢了。

清楚了曹雪芹既不反满、反皇帝，也不反“封建”、反儒家，却十分憎恨贪酷害民之贪官的真实立场，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括并结束本章的论述：正因为曹雪芹所持有的是这种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所以外化到《红楼梦》中，才会有薛宝钗和贾宝玉这两个既遵从纲常名教，又猛烈批判现实黑暗的愤世嫉俗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