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原创]《论宝钗》（郑无极最新73万字红学专著）30

作者：郑无极 标签：钗黛形象的B面 红楼梦 林黛玉 论宝钗 人物形象 薛宝钗

阅读次数：15

第四章：“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
——宝钗眼中的官场仕途


薛宝钗眼中的官场仕途，不能不说是一个涉及到《红楼梦》全书整体性质的问题。因为传统红学正是从这个问题出发，从而将《红楼梦》的主题定义为所谓的“反封建”的。同时，对这一问题进行拨乱反正式分析，也正是我们现在开创“钗学”研究的一个起源和发端。按传统红学的观点，宝钗似乎是一个所谓的“醉心功名富贵”之人（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红楼梦鉴赏辞典》“诗词韵文”部分/朱淡文/文），好像是入了贾雨村为代表的“国贼禄鬼之流”，因此，贾宝玉与薛宝钗似乎只能是思想上“格格不入”的关系。而整部《红楼梦》也由此被说成是一部描写“封建”与“反封建”两大阵营，以及卫道士”与“叛逆者”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小说。但我们在本书第一章里就已经指出了这种说法的致命漏洞：如果宝钗真是什么“醉心功名富贵”之人，她怎么可能以一首《更香谜》大扫贾政之兴？又怎么可能以蘅芜苑“雪洞”一般的室内布置而得罪贾母呢？更重要的，整部《红楼梦》中，除了贾宝玉以外，就惟独只有这个薛宝钗是一个骂世最狠、讽刺时事最为犀利的人。她的《螃蟹咏》刺贪讥俗，尤其针对贾雨村这种螃蟹式的赃官，所以，连宝玉读了，也不禁要为之高呼“写得痛快”！这究竟是贾雨村为代表的“国贼禄鬼之流”的表现呢，还是恰恰说明了宝钗那种愤世嫉俗的精神正是贾雨村们的死敌呢？还有，如果宝钗和宝玉在思想上真的只是什么“格格不入”的关系，钗、玉二人之间又岂能有如此深切的思想和精神的共鸣？单是有限的这几点质疑和反驳，传统红学的论述就完全招架不住，表现出一副难以自圆其说的败象，就更不要说曹雪芹在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还有所谓“莫言绮縠无风韵，试看金娃对玉郎”的重要提示，脂砚斋在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还有关于“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的真切告诫了！因此，如果我们真想深入细致地了解《红楼梦》这本书以及曹雪芹这个人的话，就不能不抛弃以拥林派观点为核心的传统红学，立足原著原文，重新展开研究，重新审视一下宝钗眼中的官场仕途究竟为何物。由于篇幅和文情的限制，本书第一章在谈及这一问题时，仅仅点到为止，并没有作更详尽的对比研究和背景分析。现在就让我们补上这一课，用一章的篇幅来专门谈谈宝钗是如何看待当时的官场的，以及这种看法背后蕴藏了什么样的时代信息和社会意义。

在脂评本原著中，宝钗明确表达自己对当时官场仕途之看法的地方，主要有三处。我们分别将其辑录于下：

1、宝钗讥讽贾雨村投机钻营：

“这个客也没意思，这么热天，不在家里凉快，还跑些什么！”（第32回）

2、宝钗作《螃蟹咏》讽刺时事：

宝钗接着笑道：“我也勉强了一首，未必好，写出来取笑儿罢。”说着也写了出来。大家看时，写道是：
　　“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
看到这里，众人不禁叫绝。宝玉道：“写得痛快！我的诗也该烧了。”又看底下道：
“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
　　众人看毕，都说这是食螃蟹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第38回）

3、宝钗向黛玉表露她对读书做官之男人的看法：

“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第42回）

根据以上三段原文，我们很容易地就可以将宝钗对当时的官场仕途的看法，归纳于以下四条：

第一、宝钗相信，男人们读书做官，就应该首先“明理”，做到“辅国治民”。这是她所提倡的男人读书做官的先决条件。

第二、宝钗认为，如果一个男人做不到“明理”和“辅国治民”，则不如不做官，从事农业、商业等生产经营活动，干点实事反而更好。如果一定要当官，那就等于是国家和人民的“大害处”。

第三、宝钗断言，当时那些男人们没有一个是真正做到了“明理”和“辅国治民”的，几乎全部都是坏人，都是如同螃蟹一般的横行霸道之辈。这就等于是一竿子扫倒了当下所有的当权派。

第四、宝钗提出，对于那些如螃蟹一般“皮里春秋空黑黄”的赃官，仅仅空言谴责是不够的，有正义感的人就应当通过掌握权力，再使用生姜一般的老辣手段将其消灭。如此方能澄清吏治，还天下一个“月浦空余禾黍香”的清宁世界。

除了上述第一条属于在中国流行了两千多年的儒家治国理念以外，其余三条均表现了宝钗思想中超越儒家束缚而亲近于道家，并具有初步的商品经济意识的一面。其中，第三和第四条流露出的强烈的反官僚意识，直接跟老子所云“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见《道德经》第七十五章）等悲辞愤语意境相通。而第二条中宝钗所谓“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则表明宝钗的人生观、价值观已受到了明、清以来重商轻官思想的影响。按，中国传统的职业及身份排序是：士、农、工、尚。士，也就是读书做官之人，乃是四民之首，备受推崇。而商则屈居四民之末，备受歧视。然而，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士与商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重商”的声音越来越多，若干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也加入了为商业和商人恢复名誉的行列。晚明的王阳明首先将读书“治学”与经商“治生”结合起来，提出：“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但不可以之为首务，徒启蒙营利之心。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何妨于学？学何二于治生？”(见王阳明《传习录拾遗》)认为经商未必会妨碍道德学问，只要不利欲熏心就行。有点类似于《红楼梦》中宝钗所说的：“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第56回）入清以后，“重商”的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比如，清初陈确的说法便是：“真学人之本事，而治生尤切于读书”、“唯真志于学者，则必能读书，必能治生。”（见陈确《学者以治生为本论》）甚至还有人干脆断言宋、明以来的社会状况是商人的道德品质普遍高于士人，并对此现象作了具体分析：

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日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于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见沈垚《落帆楼文集•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

如果按这种说法，薛宝钗以其皇商之家的出身，便正属于此类“为商者转敦古谊”的情形。自1954年红学大批判以来，官方红学会在评论宝钗的时候，往往会陷入一种唯成分论倾向。按刘敬圻女士在《明清小说补论》一书中的说法，就是：“凡是薛宝钗的一言一行，总习惯于和官商之家、铜臭之味连到一块儿。”（见刘敬圻《明清小说补论•薛宝钗一面观及五种困惑》）但对照以上述王阳明、陈确、沈垚等人的说法，这些几百年前的古人尚且不歧视商业，懂得“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的道理，明白“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的历史大趋势。这些几十年前的红学家却硬是不明白，始终陷于思维的误区当中，这不是一件很可悲的事么？可叹的是当今红学领域内诸如此类的刻意的偏差和误读还是太多、太滥！

回到原题之上，我们不难发现，《红楼梦》中宝钗对于当时官场仕途的看法，其实跟宝玉鄙视经济仕途的态度是立场一致而本质相通的！两者对于当时以贾雨村为代表的官场中人，都作出了彻底否定的评价，又都有着坚决不肯与之同流合污的批判主义的精神。所不同者仅仅在于，贾宝玉的态度主要是消极逃避，因为不愿意同贾雨村之流为伍，便宁可逃入女儿国中，以眼不见为净。而薛宝钗则勇敢地选择了斗争之路，希望正义者通过掌握权力来消灭这些贪官，比贾宝玉的选择更有血性，也更有担当！亦曹雪芹在甲戌本《凡例》中所感叹的那样：“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推了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堂堂之须眉，诚不若彼一干裙钗！”当然了，宝钗也说了，如果做不了有担当、可以“辅国治民”的好官，也千万不能做贾雨村那样的赃官或者贾政那样的庸官，“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所以，当最终宝钗看出了宝玉的软弱无能，终不能成为那种可以澄清吏治，救民于水火的大才，她也必不会逼迫宝玉去做贪官，而是会心甘情愿地将其引导向以佛、道为代表的“出世”之路！故而，我们说，薛宝钗与贾宝玉实际是思想意志上的知己，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本质性冲突！

自1949年以来，尤其是1954年红学大批判以来，贾宝玉一直被描绘成一个同薛宝钗相“对立”的、反对“封建礼教”之人。但在曹雪芹的笔下，贾宝玉真有什么“反封建”、否定儒家君臣大义的思想吗？答案是否定的。抛开后世种种无限拔高的红论而不说，单就原著原文来看，贾宝玉不仅不是儒家那些纲常伦理的“叛逆者”，反而是对这些纲常伦理有着别样的忠诚。且看第63回中宝玉与芳官的一段对话：

芳官笑道：“我说你是无才的。咱家现有几家土番，你就说我是个小土番儿。况且人人说我打联垂好看，你想这话可妙？”宝玉听了，喜出意外，忙笑道：“这却很好。我亦常见官员人等多有跟从外国献俘之种，图其不畏风霜，鞍马便捷。既这等，再起个番名，叫作‘耶律雄奴’。‘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芳官笑道：“既这样着，你该去操习弓马，学些武艺，挺身出去拿几个反叛来，岂不进忠效力了。何必借我们，你鼓唇摇舌的，自己开心作戏，却说是称功颂德呢。”宝玉笑道：“所以你不明白。如今四海宾服，八方宁静，千载百载不用武备。咱们虽一戏一笑，也该称颂，方不负坐享升平了。”芳官听了有理，二人自为妥贴甚宜。宝玉便叫他“耶律雄奴”。（庚辰本第63回）

再来看第36回中宝玉与袭人的一番对白：

宝玉谈至浓快时，见他不说了，便笑道：“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拚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拚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袭人道：“忠臣良将，出于不得已他才死。”宝玉道：“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汙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拚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第36回）

这两段对话都涉及贾宝玉对朝廷、对君父、对儒家纲常伦理的基本态度。而贾宝玉又是怎么说的呢？一则曰：“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二则曰：“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咱们虽一戏一笑，也该称颂，方不负坐享升平了。”三则曰：“那文官只顾邀名，猛拚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四则曰：“那武将猛拚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五则曰：“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完全是一副忠臣孝子真心诚意地为君父分忧、着想的口吻！要说什么“叛逆”，真不知道他究竟“叛”了什么？“逆”了什么？实际上，我们很容易从以上这些文字中看出，贾宝玉对于贾雨村之流的贪官的厌恶，还有对那些“文死谏”、“武死战”之徒的鄙视，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立场：如果一定要把《红楼梦》所描写的那个社会叫做“封建社会”的话，贾宝玉绝对不是反感那些人身上的“封建”，恰恰相反，宝玉是嫌他们还不够“封建”！正因为看到这些人的行为玷污和背叛了那个又“圣”又“仁”，且“受命于天”的朝廷，即所谓“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贾宝玉才会跳出来反对他们，并且最后躲着他们，不愿与他们为伍。这是哪门子的“反封建”？应该叫“反反封建”才对！1954年以来的官方红学会拼命地拉拔着贾宝玉，把他的“叛逆”跟薛宝钗的“卫道”相对立。可对照以上贾宝玉强调君臣“大义”的言论，这跟薛宝钗所主张的“读书明理，辅国治民”究竟有多少区别？宝玉因为嫌当官的不够“封建”而憎恶他们，这同宝钗因这些官僚祸国殃民而犀利地批判他们，在思想立场上又有哪一点不同？如果一定要说构成了什么样的“对立”的话，不过是如前所述，宝玉的怯懦、逃避与宝钗的勇敢、有担当，构成了“小男子主义”与“大女子主义”的一点对立罢了。在本质上，钗、玉二人还是相通的——他们都是那种既忠于儒家纲常名教，又批判现实社会之黑暗的人。他们的孤愤、反叛，又都是在针对那些背离了正义原则的当权者，却并不涉及儒家制度本身。因此，当宝玉看见宝钗作《螃蟹咏》讽骂贪官，他才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欢欣鼓舞之情，并为此而大感痛快！

如果把林黛玉对待官场仕途的态度也纳进来，跟钗、玉二人的情形作一对比，这就更有意思了。1954年以来的官方红学喜欢强调林黛玉从不说“混帐话”，从不劝贾宝玉去立身扬名这两点，并以此来作为林黛玉跟贾宝玉同属“叛逆者”的“证据”。而书中的贾宝玉也确实一度认为林黛玉不曾劝他这些话。然而，在曹雪芹的原著中，林黛玉真的从不拿所谓的“混帐话”劝谏贾宝玉吗？她真的不曾鼓动贾宝玉去立身扬名吗？事实与这些表面化的看法正好相反：林黛玉不仅拿“混帐话”劝过宝玉，而且全书中就属她劝的次数最多，态度也最积极！譬如：第9回，黛玉听说宝玉要去上学去，她便开口鼓励他说：“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宫折桂’去了！”这已经初步显示了黛玉对于“蟾宫折桂”、夫荣妻贵之类的世俗荣耀的向往。第34回，宝玉挨打以后，黛玉见着宝玉，她说出的第一句话，居然也是：“你从此可都改了罢！”这里面也自然包含了期望宝玉改掉“不求上进”等老毛病的用意。第79回，黛玉又劝宝玉去拜会孙绍祖等人：“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准了，想是明儿那家人来拜允，所以叫你们过去呢”。宝玉不从，推脱道：“何必如此忙？我身上也不大好，明儿还未必能去呢。”黛玉便忍不住要挖苦道：“又来了！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一面说，一面还急得咳嗽起来。此处，黛玉希望宝玉结交赃官，以便将来能立身扬名的意图，就张扬得更明显了。事实上，第50回中林黛玉所作《騄駬谜》中即有所谓“主人指示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名”的说法。这“立名”二字不就是“立身扬名”的简称吗？当然了，对于第一个事例，拥林派评红者可以单独拿出来，替黛玉辩护说，那只是跟宝玉开玩笑。第二个事例也可以勉强解释为宝玉挨打之后，黛玉担心宝玉才那样劝他。但面对上述第三个事例，任何曲为辩解之辞都无法自圆其说了。要知道，早在第78回中作者就已经写明：“近日贾政年迈，名利大灰”、“近见宝玉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遂也不强以举业逼他了”。这时候，贾宝玉早就没有挨打的危险了，可林黛玉却为何还要劝他结交官场中人？又有人辩解说，黛玉是考虑到“迎春要嫁了，宝玉应该在亲情这方面去拜会孙家，没考虑到官场的事”（见网友“红露•伊”的发言）但如果林黛玉真的只是考虑亲情，没考虑到官场的事，贾宝玉又为什么要拒绝她的劝告？难道贾宝玉是那种不顾姐弟亲情、不关心二姐迎春今后命运的人吗？可见，林黛玉的想法正是要贾宝玉借贾、孙两家结姻的机会，多多出去走动，这样才好结交那些官场人物，为将来博取“双瞻御座引朝仪”之类的世俗荣耀而多作准备，故此才会引发宝玉的抵触心理，让他想到要找借口加以拒绝。不然的话，宝玉又怎么可能去驳他那个心爱的林妹妹的面子呢？所以，我们说，林黛玉并非没有拿“混帐话”劝过宝玉，也并非没有立身扬名的想法，贾宝玉过去对她的那些好感不过是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一类的错觉罢了！更重要的，在对待贾雨村一类“禄鬼国贼”的态度上，黛玉同钗、玉二人的价值取向几乎判若天渊。宝玉平生最痛恨贾雨村这类赃官，宝钗也对贾雨村这号人的投机钻营作过尖刻的讽刺。而黛玉却正好是贾雨村的学生。她对她这位“恩师”可从未表达过任何形式的异议或不满！如果说以前在从学于贾雨村的时候，黛玉的年龄还小的话，那么，黛玉奔完父丧，第二次前往贾府的时候，也是贾雨村念及他与黛玉“有师从之谊”，而主动与贾琏、黛玉“同路作伴而来”的（见甲戌本第16回）。这时候，黛玉已不算小了，可她对她昔日的老师也没有表示出丝毫的不满。如果是换了宝玉，别说安安静静地做贾雨村的学生，跟他学习，与他同路作伴，只怕连见上贾雨村一面，他也是极不情愿的吧！所以，我们只能说，黛玉实际上是与宝钗、宝玉截然相反的另外一种人，她虽然也忠于儒家的纲常名教，却并没有任何批判社会黑暗的意识！

将宝钗、宝玉、黛玉三人对于当时官场仕途的态度综合一下，我们就可以把最终的结论归纳于下：

1、对于经济仕途，宝钗的看法是，男人们应该做那种能够横扫贪官，澄清吏治，然后辅国治民，造福天下的好官。如果做不到，则不如不做官，“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

2、宝玉的看法是，既然官场充满了贪官污吏，自己就宁可不做官，而干脆躲避到女儿世界中去，眼不见，心不烦。

3、黛玉的看法是，男人就应该做官，给自己带来“邀恩宠”、“独立名”一类的世俗荣耀。至于是不是做贪官，是不是会危害社会，她不问也不管。

这样两两比较起来，宝钗与宝玉虽然在做官与不做官的选择上看似相反，但在反对贪官，宁可不做官，也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问题上，却是立场完全一致的。这确实是一种似远而实近的关系。而黛玉虽然一度被宝玉误以为跟他一样不愿意男人做官，实际上她却比任何女子都更盼望自己的男人能荣耀显达，以至于是不是做贪官，是不是与邪恶之风同流合污，她都不管。她跟宝玉又确实是一种是似近而实远的关系。而这种状况也就再一次地映证了脂砚斋关于宝玉同钗、黛关系远、近的那一段名言：“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至颦儿于宝玉似近之至矣，却远之至也”、“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庚辰本第21回双行夹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