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原创]《论宝钗》（郑无极最新73万字红学专著）10

作者：郑无极 标签：钗黛形象的B面 红楼梦 林黛玉 论宝钗 人物形象 薛宝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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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顺德笨鸟”则从另一角度，为这种以后证前、以假论真的错讹作了一个形象的说明：
　　　
　　　宝钗对黛玉，体贴入微在先（前80回），漠不关心在后（后40回），用后40回的宝钗，证前80回的宝钗，则前80回的宝钗，如何能不奸？如何能不伪？《吕氏春秋》记载了一则疑邻窃斧的故事，说有人丢了斧，怀疑是邻居偷的，结果看邻居的步姿，像偷斧贼；看邻居的脸色，也像偷斧贼；邻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一不像偷斧贼。和这位倒霉的邻居比，宝钗更加倒霉：只因某无名氏，人工合成了宝钗偷窃“斧子”的相片，后世读者不明就里，便据以为证，把黛玉先前失窃的香袋、剪子，也判定为宝钗偷的了。先用后40回定罪，再证以前80回，宝钗就变成了王莽，无一处不奸，无一处不假了。（见顺德笨鸟《红楼梦问源·宝钗形象演变小史》）
　　　
　　　应该指出的是，高鹗主观上倒并没有“人工合成宝钗偷窃斧子的相片”的意愿。相反，即使在程高本后四十回中，宝钗仍然是受到续作者尊重的人。理由有二：一、高鹗给书中人物安排结局是主张“福善祸淫”，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在宝玉出走之际，他却要宝钗怀孕生下遗腹子，还说将来兰桂齐芳，可以飞黄腾达云云。明显是将宝钗归于“福善”的那一类。二、程高本中还专门有一小段文字，交代了宝钗出嫁前的心态，以表明她无意争什么婚，完全是委屈和无辜的：
　　　宝钗始则低头不语，后来便自垂泪。薛姨妈用好言劝慰，解释了好些话。宝钗自回房内，宝琴随去解闷。（程甲本第97回）
　　　
　　　如果高鹗欲刻意把宝钗“妖魔化”，这些文字则殊不可解。
　　　
　　　然而，高鹗的笔力远不如曹雪芹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并不善于把握和刻划宝钗这么一个愤世嫉俗的女性形象。只能按他的理解，降等成一个普通的淑女贤妇来写。写的时候，又没处理好宝钗与黛玉的关系，结果弄巧成拙，给后世读者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误会。举一个例子。目前有案可查的最早的拥林派评家是道光年间的“读花人”涂瀛。这个人在他写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红楼梦论赞》中是这样贬斥宝钗的：
　　　
　　　观人者，必于其微。宝钗静慎安详，从容大雅，望之如春。以凤姐之黠、黛玉之慧、湘云之豪迈、袭人之柔奸，皆在所容，其所蓄未可量也。然斩宝玉之痴，形忘忌器；促雪雁之配，情断故人。热面冷心，殆春行秋令者欤？至若规夫而甫听读书，谋侍而旋闻泼醋，所为大方家者，竟何如也?宝玉观其微矣。（见涂瀛《红楼梦论赞·薛宝钗赞》）
　　　
　　　这个人攻击宝钗“热面冷心”、“宝玉观其微”的两个理由全部来自于程高本后四十回：程高本第97回的“斩宝玉之痴，形忘忌器”和程甲本第100回的“促雪雁之配，情断故人”。以后人伪续的内容来贬斥宝钗，本不足为训。而且更有讽刺性的是，后面一个例子还被高鹗自己给否定了。所谓“促雪雁之配，情断故人”，指的是程甲本第100回里的一句话：
　　　
　　　那雪雁虽是宝玉娶亲这夜出过力的，宝钗见她心地不甚明白，便回了贾母、王夫人，将她配了一个小厮，各自过活去了。（程甲本第100回）
　　　
　　　但在程乙本中，“促雪雁之配”的人却成了宝玉：
　　　
　　　那雪雁虽是宝玉娶亲这夜出过力的，宝玉见她心地不甚明白，便回了贾母、王夫人，将她配了一个小厮，各自过活去了。（程乙本第100回）
　　　
　　　为什么要改呢？就因为高鹗看出来了，他在程甲本中的写法，会使读者对宝钗产生诸如“情断故人”、“过河拆桥”之类的不良误解。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的本意只是要写紫鹃因为忠于旧主，结果连新主也敬重她，而雪雁因为背叛了旧主（哪怕是被迫的），结果连新主也不待见她。所以，当他发现这么写会有其它不良副效果时，在出版程乙本时立即就订正了过来。只是由于程甲本的销量比程乙本要好得多，涂瀛之类的拥林派评家读的是程甲本，而非程乙本。这样自然不能体会高鹗的苦心。其说法不仅严重背离了前八十回原著，而且于后四十回的真实情形也不符合。不过是高鹗笔力不济又一时疏忽而造成的错中之错。
　　　
　　　然而，单凭程高本的作用，还不足以使红学界对宝钗的评价发生如此之大的转折。事实上，即使在程高本开始流行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褒钗仍然是红学评论的主流。比如，程高本的第一位评点家——张汝执，就在其成书于嘉庆五年（1800年）的《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中，赞美宝钗说：“世故通明，却是纯人。”意思是说：宝钗虽然深懂那些人情世故，却不屑于玩弄这些世故心机，反而保留着纯朴的本质，是个纯净的人。比张汝执稍晚的王德化，一共出过四种“东观阁评本”，最早的成书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他也赞美宝钗。第4回，针对原文写宝钗“肌骨莹润，举止娴雅”八字，东观阁评曰：“八字写宝钗是淑女，可爱。”第5回，原文写宝钗来了，“黛玉心中便有些不忿之意，宝钗却浑然不觉”。又有批语云：“林小姐只好还眼泪，却非宜家之兆，宝钗可敬。”第57回，写宝钗关爱邢岫烟，帮后者赎当取衣服，东观阁评曰：“宝钗可谓善于体贴人情。”王希廉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成书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比张汝执、东观阁要晚得多。但仍然比拥林派鼻祖涂瀛的《红楼梦论赞》要早四年，比更为著名的两个拥林派评家——哈斯宝和姚燮（大某山民）评点《红楼梦》分别要早十五年和二十六年。这位“护花主人”王希廉也属于拥钗派。他说宝钗“有德有才”，又说：“写黛玉戈戈小器，必带叙宝钗落落大方；写宝钗事事宽厚，必带叙黛玉处处猜忌。”还针对“蘅芜君兰言解疑癖”和“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两事说：“宝钗规劝黛玉是极爱黛玉，所论亦极正大光明，并宝玉亦隐隐在内”、“黛玉心事向宝钗实说，不但写黛玉平日多心，且见宝钗贤德。”这些程高本产生之后的赞钗评语，无疑提醒我们，后来出现的捧林诬钗的浪潮，并不仅仅是由于程高本后四十回的李代桃僵，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在中国人中间广泛存在的“狭儒人格”。
　　　
　　　何为“狭儒人格”？笔者在《入世理想的盛大葬礼》一书中，曾作过一段解释，现全文照录于下：

　　　众所周知，中国自西汉中期以来，在文化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就是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绝对多数知识分子都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儒家好讲“义利之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样的说教，看上去似乎很高尚，但就世俗的层面而言，人的本性就是趋利的。除非能有关于世俗欲望之虚幻性的切身体会，一个人是很难摆脱其欲望本能的。空洞的道德说教，过度的道德标榜，不仅不能抑制人的求利本能，反而更容易产生人格方面的畸变。同崇尚个人主义的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中世纪的西欧人，乃至近现代的西方人相比，中国古代的儒生和儒士，乃至现代中国文人，往往表现得更世俗、更功利主义。纵观历史，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儒生和儒士：他们一方面口口声声“江山社稷”、“民族大义”，一方面又为着蝇头小利而勾心斗角。一方面故作清高之态，一方面一旦有升官发财的机会，相互之间又斗得个乌烟瘴气。在这些人的眼中，所谓的“大义”不过是斗争对手，捞取私利的一种工具。所谓的“清高”，亦不过是暂时得不到好处时的自高身价之举。明末的东林党、齐党、浙党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这是其对己的一面。对人呢？由于这些儒生和儒士自己就有着表里不一、心口不一的特点，所以，面对他人，他们也就更易于从险恶的角度去揣测他人，把别人先验地想象成像自己一样的心口不一之辈。久而久之，他们便很容易形成一种“受迫害妄想心理”，总是觉得别人藏奸，要暗害自己。这一点，在那些失意文士的身上表现的更为突出。这些失意者，往往并不具体分析其失意的原因（比如，自己是否志大才疏，自己的主张对于统治者来说，又是否“适销不对路”，等等），而是习惯于把一切都归结为“奸人”的迫害。这样，他们便更容易从阴暗的角度去揣测别人了。由于这样的心理和人格是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而且以异常的狭隘为其主要的心理特质，故而，我们就可以称之为“狭儒人格”。

　　　所谓“狭儒人格”，简单地说，就是指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在长期儒家思想的熏陶下所形成的一系列的人格特质：诸如，表里不一、心口不一，喜爱以清高相标榜，实际却念念不忘于世俗利益，习惯于从阴暗的角度去揣测他人，有受迫害妄想心理，功皆归己，过皆归人等等。而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习惯于以自己的阴暗心理去揣测别人，特别容易相信和喜爱传播形形色色的“阴谋论”。由这样的人去做小说，做来做去，自然脱不出所谓“好人谈恋爱，坏人搞破坏”的模式，正如《红楼梦》所批判的那样：“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甲戌本第1回）综观与《红楼梦》同时代以及稍早一些的那些才子佳人小说，如《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飞花艳想》等等，走的都是这种“才子、佳人加小人”的套路。如果让具有这样“狭儒人格”的人去评点小说呢？也当然照样会有把一切人物、情节都强套进这种“好人谈恋爱，坏人搞破坏”模式的本能冲动。而程高本后四十回的笔力不足和失误连连，又无疑在客观上助长了这种冲动。在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红楼梦》虽然不胫而走，但影响还不是特别巨大。这时候的读者大多数还是持平常心去看待此书的。但到了道光以后，随着《红楼梦》影响的继续扩大，把大量具有“狭儒人格”的文人吸引到读者群中。由于这些人是以泛阴谋论来看《红楼梦》，所以他们的情绪特别激烈，特别有冲动去撰写各种各样的红评。相比之下，不赞成以捧林诬钗观点看《红楼梦》的人，则未必有这种持续的“疯劲”去写评语、出评本。这就导致持拥林派观点的人迅速占据红学界的多数地位。而一旦这种多数地位形成，就又有了一种从众和攀比的群体效应。晚清至民国初的评者一个比一个激进，仿佛谩骂宝钗越狠，就越能标榜自己的“清高”，越能从宝钗身上“揭发”出那些骇人听闻（实际是子虚乌有）的“奸谋”，就越能显示自己的“聪明”。故而对宝钗的恶评一直在无节制地升级：从涂瀛的“热面冷心”，到哈斯宝的“恶极残极”，再到张新之的“郑庄、操、莽大奸雄化身”，直到汪精卫的“娼妓行为”、“情界中断不容彼羼入一步”。文德早已丧尽，理性全然无存，这就是“狭儒人格”对红学造成的巨大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