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政策

作者：易行舟 标签：财经

阅读次数：104

刘品安
一、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透视2006
要理解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的方方面面，要预测中国社会经济未来5年甚至更长时期的发展轨迹，就必须有意识地从政治体制运行中寻找蛛丝马迹。这种观察视角不是“意识形态论”，而是从社会各阶层的博弈大局中看问题。
经济运行有周期，社会发展是否也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无论你是否认同这一点，2006年必将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年份，用中央领导人的话说，经过30年的探索，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那就是和谐社会。
在2006年中，影响深远的第三次改革大讨论在“胡温”的亲口表态中结束了。这是一场从经济学界迅速扩展到整个学界、企业界，并通过网络等媒介，上升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一场关于改革何处去的大讨论。国人通过这次“思想洗礼”既看到了改革的艰难更看到了改革的希望
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变革。这场变革是在怎样的起点上发生的?也就是说，中国这场变革的初始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弄清这一点，对于了解中国这场目前仍在进行的变革是十分重要的。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中国最高权力的位置上辞世。毛泽东留下的遗产就是中国改革的起点。毛泽东的遗产是丰富的：有一定基础的工业体系，较强大的军事实力，贫富差距不大的社会。他的遗产也包括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政治上集权和经济上贫困。而集权和贫困的背后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国20世纪末的改革面对的就是这两个问题。
1976-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确立商品经济的生存权
1989-1992年“姓资姓社”问题大讨论确立市场经济的统治权
2004-2006年“改革方向”问题大讨论确立社会公平的合理回归
28和14——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建国经历了28年，从1949年建国到改革也经历28年，从1978年改革到2006年刚好又是一个28年。在这个改革的28年里关于改革方向之争一共出现了3次，其间的间隔恰好是14年，三次改革大讨论的持续时间又恰好是3年。这些数字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世界注目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上世纪70年代末发端，到现在整整进行了28年。在这28年中，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是滚滚的政治风雷。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波澜起伏，左冲右突，扑朔迷离，局外人难以探寻其究竟。其实，只要抓住一条总的线索，就能把握其要领。
在经过了多年的反思后，2006年中央高层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在2006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被定义为最终目标。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中国未来的福利制度由此有了新的设计理念。因此，把2006年视为中国“新福利大厦”奠基之年。在这一年，最重要的福利制度，包括城市住房、城乡教育、城市医疗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城乡养老保险等，都被纳入重新设计的再改革日程中。未来几年，将是中国“福利大厦”再造的关键时期。
“甩包袱”式的改革误入歧途
“政府主导医改”方向终于得到确立
教育产业化的错误导向还未得到纠正
自主集资建房模式撬动中国住房制度改革进程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入操作层面
2006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随着宏观调控的不断深入演进和发展，各地都有了规避宏观调控红线的方法和手段，而中央则依然保持高压态势，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态势更加明显。宏观调控只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缩影。我认为，2006年中国政治格局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垂直管理”模式被广泛运用，政府决策链条开始缩短，地方真实情况越来越多的直接呈现在中央决策层面前。这一年，国土资源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统计局先后建立和强化了垂直管理体系，从土地、环保等若干方面加强了对经济的指导力度。此外，各地掀起的人事调整大潮也显示出中央要实现政令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坚定决心。
2006年，“十一五”规划正式实施。此时，中央已经对“区域崛起”倾注了更多热情，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看到，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这三个亟需“崛起”的区域都得到中央政策支持，迎来了自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环渤海区、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圈都开始了自己的产业升级，进入战略调整期。全国日渐升腾的区域发展氛围让各地的竞争开始升温。在随后的竞争中，各区域对资源的争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逐进入白热化，这就让国家意志在向下传导的过程中遭遇阻力，进而在政策传导末梢发生变形，最终出现国家意志无法直接作用各区域协调发展的怪现象。就是区域不平衡的加剧。这个区域不平衡是全国范围而言的，东部和西部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这个扩大的过程将对整个中国的宏观调控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中央及时的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从学者的角度来看，根本的意义、经济的层面低于政治层面或者社会层面的要求，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因为要照顾整个中国宏观发展的大局。
2006年是地方政府的换届年，出于政绩的需要，各地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居高不下，随之而来的就是资源损耗加快、环境恶化加速、资金积压加剧。固定资产增幅连续八个月接近或超过30%“红线”。在国务院拉紧宏观调控的缰绳，严控土地和资金两大闸门之后，固定资产投资才出现明显的回落，恢复到国家认定的可控范围。
2006年，消费虽然顶着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光环，但对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还是那么软弱无力。这并不是说市场供给不足，造成消费品短缺，现在的这种“消费延缓”现象完全是综合因素造成的。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保持稳定并没有冲淡教育、医疗、住房、交通、公用服务等价格上涨所引发的负面效应，这也让持币待购消费心理在人群中蔓延，让国家刺激消费的预期无法实现。但路还是要走下去，改变经济结构的意志并没有动摇。幸好我们还拥有“十三亿人口消费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释放”这一利好因素，还有刺激消费的政策、鼓励消费的环境没有利用，所以国内消费对经济的支持并没有失去先天机能，需要深耕细作。
中国的进出口很难脱离“顺差”与“反倾销”，而这种势头在2006年更加剧烈。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创纪录的1.76万亿美元，增长24%；其中出口9691亿美元，增长27%；进口7916亿美元，增长20%。引人注意的是，进出口顺差高达1775亿美元，这犹如一个烫手的山芋让中国坐立不安。巨额顺差不仅给人民币汇率带来了空前的升值压力，让中国饱受美国、欧洲的非议；还让中国进出口企业和产品遭遇更加激烈的制裁和反倾销。在空前强大的压力面前，决策层不仅动用政治智慧在国际上与美欧周旋，而且还变革进出口政策在国内清除“诱因”，例如限制来料加工、低附加值和环境污染产品的出口，调低或取消出口退税，对一部分产品开征出口税。这必然会对进出口形势产生影响，而爆发期就在2007年。
国内外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快车道”，看来这个预测在2006年又一次应验了。纵观2006年，中国经济整体运行表现得有些不可思议，在投资和外贸两大引擎的带动下，全年GDP增幅将达到10.5%，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27%。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宏观调控的及时介入，GDP和投资增幅将超过可控范围。我们更要看到的是，此刻经济的繁荣完全是来自于投资和外贸两种因素，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能源消耗不断加剧、环境恶化以及国家对投资的严控，投资总会失去往日的威力；而出于化解风险，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以及限制出口，外贸形势也会趋于平稳，无法重现往日的激情。因此，2007年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的增速都将出现不同程度的减缓，而宏观经济的运行也将出现近年来的一个少见的“拐点”。
正视2007
(一)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了快速的增长势头，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在高位运行，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加大。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上半年ＧＤＰ增速达到１１．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１８．５％，比上年同期上升０．８个百分点。
我认为，上半年的GDP增长了11.5%，说明经济仍然保持了快速的增长势头，并没有出现在短期内减缓的迹象。上半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仍然是由投资和贸易推动的。固定资产投资虽然较2006年同期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上半年经济运行过程中也有一个亮点，就是消费的贡献正在进一步提高。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044亿元，同比增长15.4%，增幅为1997年以来的新高。由此可以看出，国家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正在逐步显现。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经济增长保持了较高的水平，而国内消费还是相对受到了抑制，国内储蓄大于投资的状况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自然是贸易顺差的继续攀升，今年上半年进出口贸易顺差1125亿美元，又创造了新的纪录。相对于投资和贸易顺差而言，老百姓可能更为关心物价的变化。受食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上半年CPI达到了3.2%，其中6月份的CPI达到了4.4%，CPI的上涨已经超过了政府确定的3%的增长目标。今年上半年各月CPI呈上升之势，中国的通货膨胀预期在短期内有所增强。
(二)在人民币持续升值、流动性过剩、能源和资源价格改革的大背景下，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通过房地产逐渐从上游行业传导至中下游行业，经济的投机性有上升势头。
长期以来，我国采掘、原材料等上游行业产品价格持续上涨，而中下游行业产品价格涨幅十分有限。从1999年至今，上游采掘行业产品价格上涨超过100%以上，原材料行业产品价格上涨也接近50%左右，而中下游加工行业与生活资料行业产品价格几乎未涨。其中，生活资料行业产品的价格较1998年可比价格而言，长期处于负增长。上游价格的高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中下游行业的利润空间，但是，凭借资产周转率的提升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中下游行业有效地消化了上游价格上涨的压力。因此，并没有体现为中下游行业产品价格的上升。但是，人民币持续升值、流动性过剩、能源和资源价格改革的大背景下，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通过房地产逐渐从上游行业传导至中下游行业。
从货币供应角度来看，我国经济体中货币供给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6月末，广义货币(M2)3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1%，高于GDP增长5.6个百分点；广义货币(M2)对GDP之比高达177%左右，是世界上最高的。另一方面，6月末，居民户存款增加8271亿元，同比少增5938亿元；狭义货币(M1)增长20.9%，高于广义货币(M2)3.8个百分点，而且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这表明越来越多的准货币开始进入流通领域，潜在购买力正在向实际购买力转变。
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下，我国经济在经历数年的高速增长后，所积累的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开始释放。毫无疑问，以人民币计价的房地产这个高档消费品，是最受投资者热捧的。而在我国目前房地产市场这个典型的卖方市场中，房地产商有很强的定价能力，其可以将上游行业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转嫁给消费者。在开发成本提高以及投机性购房者的不断抢购下，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房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并呈现上涨由一线城市向二线、三线城市不断蔓延的趋势。然而，不断上升的房价，让许多白领都望而生畏。据测算，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都已经超过12这一水平，超过国际标准2倍以上。近几年，房价始终是人们最关注的话题之一。相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摆脱了“货币幻觉”的束缚。正因为存在通货膨胀的预期，他们要求工资也应得到相应的提高。比如，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全国性“民工荒”，使劳动力价格普遍上涨，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区企业相继调高了民工工资，幅度大致在10%到30%之间。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8364元，比2004年增加2340元。伴随物价上涨，可能会出现轻度的“价格工资螺旋”。因此可以说，目前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正通过房地产逐渐从上游传导至中下游行业。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2%(6月份同比上涨4.4%，环比上涨0.4%)，涨幅比上年同期上升1.9个百分点。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势必将造成我国整个经济的波动。其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房地产与57个行业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无疑将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第二，房地产信贷已经成为银行的第一大信贷，已占据银行总信贷规模的20%以上，房地产泡沫破裂势必将危及我国金融安全；第三，房地产泡沫破裂势必将导致大量居民财富流失，可能会造成社会动荡。因此，必须加强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以防范房地产泡沫破裂可能会带来的隐患。
二、我国宏观调控的政策趋向
目前我国以抑制投资规模为主线的宏观调控，越来越陷于一个困局：当投资尤其是有效率的配套公共投资受到限制后，消费及进口的增速就受影响，而出口并不会受宏观调控的影响。这样，进口也就赶不上出口，最后导致巨额的贸易顺差，随后必然是流动性泛滥和加剧本币升值的压力，房地产、股票等资产泡沫急剧膨胀。
坦率地讲，我国真是到了应该抛弃围绕投资和通胀而进行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调控模式了。信贷投资扩张、内需不足、流动性过剩、贸易顺差激增等等所有这些矛盾的因果乃是一个有机整体，而非独立存在。制定政策时不能割裂和单立出其中某一个局部，必须动态地把握内外失衡之间地相互交织、相互转化。
因此，预计下半年及明年政府可能出台更加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以遏制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以及通货膨胀。
考虑到我国正处于长期的人民币升值周期，国际游资对以人民币计价的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长期看好，下半年流动性问题仍然突出。因此，下半年政府宏观调控措施将是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行政政策相互配套的组合拳，其中，财政政策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面对CPI的高位运行以及经济增长过快，下半年，特别国债也将进行实际操作，以回收流动性。因存在实施特别国债的预期，所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比较小。此外，央行还将加强回购、发行票据、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等货币政策加以辅助调控。同时，考虑到中央制定的节能减排政策目标，下半年中央有可能实施严格执行行业准入的能耗、环境标准；严格土地审批；提高资源矿产税等宏观调控手段。
5月18日，面对我国目前已由较快逐步到过热转变的宏观经济，央行果断出手，“三箭”齐发，打出宏观调控“组合拳”：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至5‰、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提高0.27%和0.18%；从6月5日起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至11.5%。
6月19日，财政部、国税总局等部委联合发文，宣布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此次调整，涉及2831种商品，５５３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将被取消，２２６８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将进一步降低。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37%，范围之大，为历次少见。
7月20日，国务院决定自8月15日起，将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的适用税率由现行的20%调减为5%。此举目的是引导货币信贷和投资的合理增长，调节和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并维护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降低居民银行存款的实际负利率。
与此同时，财政部将发行相当于2000亿美元左右的国债，向央行购买外汇储备，并交即将成立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投资。这意味着财政部至少将发行1.5万亿元人民币的国债。这部分国债发行对资金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影响如何，将取决于利率和发行节奏等技术问题，现在恐难准确判断。
这些举措说明我国财政政策正将重点转向调整经济结构，再次表明国家缓解贸易顺差过大、调整产业结构的决心。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院学术委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社科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政府智库经济类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深圳市、东莞市、惠州市、珠海市、中山市政府特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