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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P孩时的我

作者今朝 标签美文 随笔 阅读次数:32
我上小学的学校很小,只有两层楼,而且地板是木制的,有些地方已然断了。学前班是在二楼最左的那个教室,那里除了十几套桌椅外,就是平时活动时的大旗、演讲台什么的,堆得这个小空间有种无奈的压迫感。
我的这个学前班上得有点儿玄,现在回忆起来,我对“一赖天下无难事”这句话还是有着深深的认同感,因为,这个学前班就是我用眼泪赖来的。
也不知是谁弄了个不成文的规定,不满六岁不能上学,我八二年出生的,那里村里还压根没提及计划生育那回事,村里的孩子也不像八十年代后期那样人满为患,可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却赚了我不少眼泪。
因为这样,便让外公认定了我是一个读书的好种子,仿佛只要一颗甘霖我便可以马上长成大树一般,外公对我哭着要上学这事始终用从一种欣赏的眼光去看,并在十几年以后还对所有人津津乐道。
其实那里想上学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对面的小玉背上了自家妈妈做的小花布书包,我 眼馋地也想拥有一个。
所以不能怪现在的朋友说我城府深,那时我就有了自己的小算盘了,当外人问起我为什么想读书时,我天马行空地扯了一大堆,却从不说出我的真实目的。因为我知道,说出这个原因我将彻底与小花布书包告别,也不能再小玉一起叽叽喳喳了。
事实证明,我的迂回战术很有效果,我如愿地在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后得到了校长的亲自默许,但却没有如愿得到一个小花布书包。
我的书包是许多年前阿姨背过的一个硬皮书包,上面也有细细的花纹,只是带子比我人还长。

我的学生生涯从一个污点开始,上学的第一天,我便犯了一个致使的错误,我竟然忘了带纸了笔!
老师在黑板上刷刷地写着“1,2,3……”的时候,我在下面胆颤心惊,生怕她一回头就看到我空空如也的课桌。
悲剧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没等老师发现,一个我并不认识的小男生当场大叫起来,“报告老师,她没带纸和笔。”我还没注意到那个小男生长什么样,所有的眼睛就齐齐朝我射了来,我平生第一次有被眼光淹没的感觉。
小心脏扑扑地跳着,小脸红得滴出血来,还没敢将那些目光一个一个地回敬回去,就听到小玉说:“她是赖皮鬼。”声音响得在我的脑袋中打起鼓来。
我是一个极端爱哭的人,胆小怕事又懦弱,在小玉义正严词的指责下,我更加难堪,眼泪刹时不听指挥地串成了珠儿。
直到现在那件事在我心还散发着浓香,时时熏拭着我的神经,让我明显地知道,我曾经那么无能过,又那样被人羞辱过。所以现在我面对小玉的时候,我的脑海中还会迸出那一句话,“她是赖皮鬼!”虽然,我对“赖”这个字并不讨厌,但是从小玉清秀的面容中表达出来,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打着寒颤。
那次事件的结果是老师让我哭得上不成了课,只得停下课来安慰我,在努力了半个小时无效后,用飞快的速度从楼下买了铅笔和本子给我后,我才止住了哭。

学前班的生活在我的眼泪中很快流去,我最终还是带了一张小奖状回家,而小玉,除了她的小花布书包外,什么也没有。
外公拿着我的奖状挨家挨户地炫耀,我跟在后面活像一个被压制的囚犯——我不喜欢出风头,即使是在什么也不懂的年纪,我也不喜欢。因为我明白,出风头的别义就惹人白眼。
这个结论是在小玉无休止的白眼中得出的。许多年后,我还能清楚地回忆出那种眼神。

老实说,我是那种特有老师缘的人,也不知是因为我可怜的眼神,还看得过眼的成绩还是因为坐得笔直的身躯。总之,每个老师都对我不错,都不会忘记在我的名字后面贴上一路的小红旗。
所以,理所当然,我成了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人。
那个时候的小玉,还有及格的边缘挣扎,所以红领巾离她还有一些距离。一年级的那个冬天雪下得特别大,基本上学校的规定是戴了红领巾就不允许戴围巾,虽然这些规定有些不人道,但在那个老师的话就是圣旨的时代里,没有人记得要反抗。
小玉便在这个时候围着厚厚的围巾在我的周围转悠,以示炫耀。
我那时绝对是个小P孩儿,而且还是不知死活的那种,我看着自己冻得肿结成了块的手,实在很想试试那红围巾的温度,是不是有母亲的味道。所以,在鬼使神差下,我与小玉交换了红领巾,当然,结果是我名字后面的那串红旗中夹入了一面小白旗,并附带在班主任的办公室站了一下午,直到脚麻得站不动了,班主任才放我回去。
我将这次的惩罚看作理所当然,是老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产物。这次事件不但没有将我与老师的关系弄坏,反而在一年级快完的时候,我成了这个老师的干女儿。

二年级风风光光地弄了个班长当了,为了表示补偿,我让班主任要小玉当了文娱委员,小玉成绩不怎么的,长得却真的是顾盼生姿,真真切切的小美人一个。
在我学倾国倾城这个词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浮现的就是小玉的面容,影影绰绰的闪动着,我还有一个疑问,既然美人可以倾国倾城,那完全就是一个最新式的武器,为什么当年中国打仗还打了那么久呢,直接送几个小玉这样的人去不就得了。而我后来得出的结论是美人国国有,负负为正,仗还是要打的。
红颜不一定是祸水,红颜也不一定薄命,我的证据是小玉在嫁人之后,她的夫家迅速发迹,而她也成了幸福女人的代名词。
现在看到她,她总打扮得光彩鲜亮,与她在一起,我永远只能是乡下人的代名词。从不改变的灰白黑三色,脸上千年不变的知识的象征,都让我平空矮了半截。
更重要的是,我从不穿高跟鞋。
据专家研究,穿高跟鞋可增强人的自信心,能塑造人的美妙形体。在这一点上,小玉胜出我不知多少,她从小学二年级就可以套上她母亲的高跟鞋与我们跳皮筋了,而我到现在空平底鞋还会扭到脚。
我深深体会到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真谛,到现在我身边还没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儿,我将这归结于我不穿高跟鞋的缘故,不穿高跟鞋,女人与男人难以达到一致的高度,接吻时便会吃力,便少了进一步发展的理由。我用一个知识分子的逻辑语气说与小玉听的时候,她总是嗤之以鼻,她一脸可惜地望着我身后重重叠叠的书本,摇摇头,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想知道原因吗?”
我巴巴地望着她。
“知道古语吗?”切…她一定是训人训上瘾了,“女子无才便是德。”
我哀怨地看着她。
女子无才便是德,我想到了《烈女传》,这本古书我小学五年级便看过,外公铁了心要将我弄成一个传统的殉葬者,不顾我寻死觅活的反对,又逼着我背《孝经》。
当小玉跟着她妈妈在大街上寻找着花花绿绿的布料准备做裙子时,我一个人坐在房子里背着各种古文,从小学三年级起,我便让学校当宝似的去参加各种背诵大赛,上面有人来检察时也将我推为学校的代表。当我嘴里的古文成串溜出来的时候,校长与学校的老师笑得合不拢嘴,我猜当时校长一定在想,让这个小孩子提前上学是一个多么英明的举动呀。
其实说我没人要还是有些错误的,从三年级起,有儿子的老师都抢着要我做他们儿媳妇,校长还差点抓我去做他的童养媳,只是我外公心高气傲,看准了我是一个不可一世的人物,对这些老师的求婚不屑一顾。而今,他们都已成家立室,成了社会的栋梁,只有我,还在单身的路上愈行愈远。
也是到了三年级我才知道,第一个打我小报告让我的校园生活有了个不良开端的男生就是校长的儿子,他的名字叫肖雨生。之所以要将他单独列出来说说,是因为如果不是他让我的学生生涯抹上了第一个黑点,说不定我会屁颠屁颠地去当他的童养媳。
他长得不赖,大了也一大帅哥,小玉就曾经喜欢过他,只是他嫌小玉没文化而让这段大好姻缘不了了之。我那时因为先入为主,怎么看他也看不顺眼,尽管他在他爸爸的逼迫下与我重归于好,但直到现在我们说过的话还不到十句。
他现在交了个女朋友是个小有名气的歌星,他安安稳稳地坐在办公室里喝着咖啡,偶尔闹一下花边新闻点缀生活。

外公是很讨厌校长的,在他眼里,我们每年交那么多的钱和米到学校肯定是被校长贪污了,因为外公亲眼看到校长挑着一担米从学校回家。
所以想想,我和肖雨生同学的缘份是怎么也建立不起来的,小学三年级,我还没有学会反抗外公。而肖雨生也没有学会怎么去安慰一个被他伤害了的女生。

我悲壮的古书生活在我看了《三国演义》后划下了句点。直到现在,这部书还是我唯一奉若神明的人类思想的结晶。
四年级我开始学着收集各种小人物卡片了,我收集得最多的人是曹操周瑜郭嘉。他们是我在《三国演义》里最喜欢的人物,我喜欢这三个人,像现在的孩子追星一样狂热。
我那时与小玉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的好,但是为了收集到我喜欢的卡片,我经常会很屈辱里与她交往,那时学校家里对我们的管制都很严,男女生之间不能说话,就是玩游戏也是男生在村东头,女生在村西头,想会晤,不可能!而老师排位置的时候却让男女生同桌,现在想明白了,老师这样纯为好管理,男女生不说话,意味着他上课不用强调那么多的纪律。
我为小玉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告诉村里的大人她没有男生同桌,而她总是在我为她洗清之后高兴地告诉所有人:“与她同桌是校长的儿子。”
是的,我的同桌一直是肖雨生。我不止一次的与老师反映过我不要与男生同桌,其实狭义点讲,男生的范围只限于肖雨生,但是老师打哑谜似的告诉我,“他可以帮你学习。”
我现在怀疑是校长的阴谋,他大概是有知识的人,知道以后的世界是自由的世界,男女自由恋爱,只要我与肖雨生的关系处好了,相互产生好感了,我外公就是想阻拦也阻拦不了。但他忽视了我们村里的特殊情况,我与肖雨生走得愈近,只会让各自愈克制。

回到《三国演义》上来,我违反作者意愿地讨厌刘备,喜欢曹操,外公不但不理会我的叛逆,反而认为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村前村后地夸着我与众不同的想法,这让他更加坚定了我非池中之物的想法。
郭沫若先生大抵在那时已给曹操平过反了,还好村里消息闭塞,不然外公这样大吵大闹地说我思想独特,难保不会吃官司。
在我疯狂追着《三国演义》跑的时候,小玉已经走在时代的潮流,她家里贴满了小虎队与林志颖的海报,并且在每个放学的中午打开收音机,拿着麦,这时,全村都包容在她清亮的声音当中。
现在我还记得的一首歌是小虎队的《爱》,在小玉的半逼迫下我五音不全地可以哼出来了。那时我已不是班长了,而小玉还在文娱委员的职位上呼风唤雨,终于我成了平民了,她自然不可能放过这吆喝我的机会,在我平生的倒数第二个儿童节上,我第一次登台唱了歌,而不是背诵。
也许是我背诵给老师留下了太好的印象,最后我的歌唱拿了所有节目的最低分,我原本以为我没有那么差的,声音虽然还未脱稚气,不能像小玉一样占据整个村的天空,但在学校的屋顶上徘徊还是不成问题的。
可是我拿了最低分,这对我后来的发展不无影响,当我穿着黑色风衣在大都市行走的时候,就不止一次地有人问我要不要拍戏,我想着那一次的惨痛,断然拒绝。

九十年代中期是村里发展最快的时候,学校重新动工了,虽然还是是二层的小楼,面积却增加了一倍,木地板也换成了水泥的。我在最后一年里坐在新教室里,感慨万千。
或许是因为又即将站在同一起点上,我与小玉的关系也缓和了许多,并建立了彼此生命中最长久的友情。在很多年以后,与小玉谈及那时的事的时候,都会感叹岁月的不饶人。
在最后一个学期里,校长终于放弃了要我儿媳妇的想法,我与肖雨生分席而坐,老师也不再要我去参加各种背诵,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凄凉感。
那时六年级的学习生活一点也不紧张,除了每天唱唱歌,写写毛笔字,画画荷花外,我几乎无所事事。但那一年却是对我这一生影响最大的。
不说唱歌,因为我本身就五音不全。
毛笔字我只写过那么一年,后来进高中了,学校的对联还是由我操笔,此后的各种场合中,我都将那一年的成绩当成一种特长在炫耀,并且屡试不爽。老师们都说我是一个天生坐凳子的人,学东西快得吓人。一个星期后,老师就不用亲自示范了,我可以上去替代老师画荷花或是写毛笔字了。
我现在还在想老师让我们画荷花是不是因为王冕一开始就是画荷花的,在中国,或许要出画家就那么一条路,如同外国出画家是画鸡蛋一样。
我的鸡蛋却画得不怎么样,扁扁的,外公看到便笑,“要让你养鸡,不知养死多少。”我到现在还没有想明白,我画的鸡蛋跟养鸡有什么关系。

最后一个儿童节,我作为学姐在台上发了言,我身着白色连衣裙,齐腰的长发随风飞舞,这个画面后来成了我一生最想望的时刻,可是当我摸着我不足五公分的短发时,我才发现,一切都已过去了。
我后悔的是那次的演讲我并没有拿出我最好的状态,读到一半,我就扑进了我干妈妈的怀里,大声哭泣,整个操场没有一丁点声音,外公站在场外,眼睛湿润。
我将那次的毕业照挂在书房里,一年洗一次挂好,小玉站在书房里,窗外的风吹着她齐肩的长发,她女人的妩媚尽数散发出来。
我倚着墙问,“小玉,你不觉得我应该留长发吗?”
小玉婆娑着照片,“早跟你说过了,你自己不留。”
“可是我想留了。”
小玉转过身,指着照片上身着白裙的我,“我很喜欢你这个样子,看得起来特纯洁。”
我轻轻地笑笑,将照片从墙上拿下,收进了书柜,小玉奇怪地看着我,我抿嘴一笑,“一切重新开始。”

在小学的校后,有一在片红薯,到夏天的时候,遍地青翠。
我曾经带着我的学生在那片地上照过相,当青青的茎拂我的小腿肚的时候,我觉得我又回到了那个时代——那个白衣飘飘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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