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

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 

作者：朱大可 出版：新星出版社

　　朱大可：当代负有盛名的文化批评家，学者，小说及随笔作家。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57年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哲学博士，悉尼大学亚洲研究学院访问学者。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是当时先锋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
　　其著述有《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逃亡者档案》、《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多卷）等。以新锐的思想和独特的话语方式见长，其见解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富有影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
　　本书深入探讨了盛行于当代中国的流氓话语现象，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话语研究的罕见收获。朱大可把自己近8年异乡漂泊的生命体验，融入对流氓的理性探察中。
　　本书深入探讨了盛行于当代中国的流氓话语现象。当代中国分为两个社会，一个是国家社会，另一个则是无秩序、无信仰、无权威和无道德的流氓社会，它以离开土地的两亿流民为基础，成为当代中国的隐形属性。
　　本书以身份理论为逻辑前提，以流氓话语为对象，以酷语、色语和秽语等为分析元素，对渗透在各种文化样式（小说、诗歌、美术、音乐及大众文化等）之中的流氓叙事模式，展开了全面深入和独特新颖的阐释，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流氓话语的基本特征。读罢令人耳目一新。是流氓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也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话语研究的罕见收获。
　　书评：朱大可发现了“流氓”美学文
　　我们不要被朱大可的“流氓”所吓倒。在朱大可的阐释框架中，“流氓”一词首先被还原为一个中性词，使“流氓”这个长期隐匿在认知暗处的、被各种话语肢解的文化景观显形为当下亟待厘清的学术议题。这样处理是非常必要的。
　　在朱大可的理论框架中，“流氓”具有宽阔的广义性，它泛指那些丧失土地、家园和灵魂的人，即身份丧失者，朱大可进一步将之定义为：“一个标准的流氓就是丧失了身份的离乡者，他持续地流走，并且保持了一个精神焦虑的容貌和社会反叛立场。”
　　在朱大可早年那篇著名文论《流氓的精神分析》中，朱大可描绘了古代中国三代流氓谱系，它包括丧地者流氓神明大禹、丧国者流氓英雄孔子、墨子、荆轲、李白、杜甫，和丧本者流氓隐士或游戏者竹林七贤、唐寅等人。越过艰难的诗意般的迷思，朱大可最终为我们描绘出一副“流氓”的美学肖像：流氓是国家的江湖镜像。这无疑是对中国流氓精神历史性的深度求解。历经十多年的反复书写，这篇文论集于今发展成《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
　　这部学术著作并不企图建构理论体系，却分明有着沉重的思想力度，它甚至修正了关于中国历史上漫长专制主义社会的静态“超稳定”结构这一流行论断。在作者看来，中国王朝的历史正是在国家主义/流氓主义、国家社会/流氓社会、极权状态/江湖状态之间振荡与摆动———这种耗散性的摆动获得一个动态稳定的型构，而线性历史（国家）的总体进程中又隐含着大量分叉历史（流氓）的细节———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的互动就此平分了中国历史，并维系了中国王朝的漫长生命。不过，这一思想只能视为本书言说的遥远而艰深的背景，它重点阐释的毕竟还是当代中国话语中的流氓景象。
　　那么何谓“流氓话语”？按作者的解释，从历史上看，它乃是以所谓的“反讽话语”体系对抗国家主义“正谕话语”体系的自我书写，它大量使用酷语（暴力话语）、色语（色情话语）和秽语（污言脏词），以期消解国家话语对意识形态的掌控。这种书写方式倒是可能指向个人自由主义的广阔语境，便于在各种话语领域表达原创力量。作者分析的话语样本涉及当代文学、美术、影视、摇滚乐、建筑、网络文化诸门类，由此制造出一个当代中国庞杂的流氓话语谱系。一般而言，国家话语和流氓话语各自言说，泾渭分明。在某种情况下它们达成和解是可能的。类似的现象，朱大可称之为“流氓主义的“天鹅绒革命”。不过，它无可避免地象征着文化精神标杆的矮化———然而它拥有广阔的市场。正是流氓主义、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构成了当下中国话语的普遍征候。显然，当身处这个话语变革的时代，我们的文化身份出了问题。
　　熟悉朱大可写作方式的人不难发现，他善于运用巴洛克式夸饰语言，能够把理性的批评议题生生玩成话语能指的盛宴。相对于国家主义学术的“正谕”面孔，朱大可的批评话语本身就属于他所阐释的流氓主义“学术”的一部分。一直以来，国家主义/流氓主义的对偶阐释框架，已深深嵌入到朱大可的批评话语实践中。在他手中，这一解读工具显得如此有效，人们大可称之为“流氓主义”文化批评。（ 文：马策/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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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中国网>>读 书>>书评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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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当当网 >> 文化评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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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王学泰因“流氓”起争端

《流氓的盛宴》、《流氓世家》同时上市，流氓研究成学界热点

记者张弘　发布时间： 2006-12-25 12:45　新京报

　　本报讯（记者张弘）近日，文化批评家朱大可的著作《流氓的盛宴》和上海书店出版社编辑完颜绍元的著作《流氓世家》同时上市。朱大可在书中梳理国内流氓学研究时对学者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提出批评，认为分析方法不足，王学泰则表示“问题大于主义”。
　　《流氓的盛宴》一书将当代中国分为国家社会 
　　与无秩序、无信仰、无权威和无道德的流氓社会，后者以离开土地的两亿流民为基础。从这一点出发，作者深入探讨了盛行于当代中国的流氓话语现象。他认为，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首次打开了流氓学研究的视域，提醒世人关注作为“隐形社会”的游民社会，把游民纳入文化层面加以剖析，可以被视为广义流氓学的开山之作。他同时认为，“王著仅仅在门外徘徊，而未能引入现代哲学及符号分析的范畴与方法，从而阻碍了对流民的文本细读和与国际学术水准接轨。该书的另一个缺憾是未能对当代社会的游民现象做出必要的回应。”王学泰说，“流氓”带有贬义，因此自己用了“游民”一词。针对朱大可对自己的批评，王学泰称，“现代哲学及符号分析的范畴与方法未必适应中国社会，我认为问题大于主义。至于当代社会的游民现象，我已经在另外一些文章中涉及了。”他还透露，《游民文化和中国社会》修订本增补了十多万字，将于明年一二月上市。
　　而完颜绍元的《流氓世家》则通过史料的梳理，对流氓的类别、发生与变迁、伎俩等进行了描摹和分析。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流氓在观念意识和行为方式方面的“遗传”，迄今仍能使人在生活实践中强烈地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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