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4

作者：miyang 标签：历史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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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接轨所造成的对西方依赖的程度是惊人的，最终是断子绝孙，为什么呢？中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西方卖高价钱，在欧美，中国人在面对西方人是抬不起头的，因为中国制造是低劣的代名词，你做得再好，再漂亮，你也只能卖到别人价格的一个零头。我照了一张相，在德国人的市场上，欧洲人制造的一个小玩意，一个简单的刮果皮的小刮子，就一个塑料把柄，一个小铁片，组合成的小玩艺，最少是3.5个欧，换成人民币35元，在中国这东西就是五毛钱或者是一块钱。但是在它旁边，有一些中国制造的碗碟，一个很大的瓷盘，有很高级的镂空工艺，但在那里的价格居然比不上那个刮子，只卖2.5欧。所有中国制造都是最廉价的，中国甚至不惜以倾销方式求人买我们的东西。
　　 什么是倾销？就是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卖出去。这怎么可能呢？原来，中国狠狠地压低打工仔的工资，他们甚至不叫工人，没有工会，没有工人的基本权益保障，七八个人住在鸽子笼似的房子里面。每个地方官员们千方百计制造召商引资的优良环境，什么环境啊，就是狠狠压低打工仔工资，给予投资者最大的优惠，让大批外国人，香港人，台湾人前来投资。台湾街头找不到工作的闲汉，跑到大陆来就是老板，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却只能做打工仔。
　　 为什么大陆中国人就这么贱啊？这种经济格局的背后，是一种文化格局，中国人只要跟国际接轨，所有事情都是按洋人的标准来，别人干什么，你干什么，打工仔嘛就是这样。那些最高级学者也是跟踪国际先进水平，说穿了就是抄别人现成的东西。整个民族都在抄，院士们也在抄，清华北大都是在抄。今天多少学者不是抄出来的，还有多少大学生写文章还是自己在写的？这种急功近利的国际接轨必然造成学术的全面腐败，不抄也没有任何独立的思想与创造。
　　 有智慧的老板赚的钱永远在最高端，完全没有智慧的打工仔赚的钱只能在最低端，只是别人一点零头。多年前朱镕基总理访美，就安慰美国人说：我们中国GDP的增长没有那么可怕，因为中国生产的东西你们美国人早已不生产了，赚到的只是一点零头而已。在美国一双中国制造的鞋子卖120到160美元，那些台湾香港的老板赚了20美元，中国的打工仔只赚了两美元而已。一个巴比娃娃在美国卖10美元，可是中国的打工仔只赚0.35美元。中国经济就这个样子，它带来的是整个民族的人格依附性，整个民族内心的自卑。打工仔无论是基本生存，还是基本人格都没有保证，只有少数的富裕阶层看起来很滋润，他们的房子从160、200平米到260平米，从一套到多套。这种经济发展理念是断子绝孙的。
　　 中国必须改变这条道路，必须要有自己的大脑，自己的智慧，要有自己真正的大学。未来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文化立国。世界上所有成功的现代国家都是文化立国的，在日本早就有文化立国，韩国都有文化立国，连台湾早就有，陈水扁台独战略都是文化立国。但中国大陆，今天还只有我在说文化立国，这个声音还传不开来，因为无数蠢货占着舞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熟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过了N年以后，终于有一批知识分子出来说，制度建设才是关键，今天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主流思想者意识到，制度建设比经济建设更重要。然而，中国人却无法能够接受内心深处的改变，而这是一切问题的真正关键。因为改变内心是痛苦的，一位著名作家韩少功说过，过去的改革家和革命家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他们不敢面对自己内心世界的问题，他们转而去把焦点放在身外的一个目标上，他们以为只要把身外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切都解决了。其实所有问题的根本就在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所以一个真正勇敢的人是从自己内心深处的改变。我们总是认为，一切罪过归于满清王朝，归于军阀，归于国民党，再后来归于林彪、四人帮，现在大家都认为万恶都是当年留下的制度。总而言之，不是我造成的。连那些明明寄生在制度里的既得利益者，生活得很滋润，他们丝毫没有道义责任。我们没有文化的觉悟，不敢面对自己的人格。知识分子口中不断地骂官员，骂制度，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现存制度里的既得利益者，内心的腐败程度比官员来已经有过之无不及了。
　　 中华民族的崛起取决于大学的崛起，而今天中国大学的崛起还相当遥远。怎么办，我们能做的只有自己内心的崛起，现实中没有真正的大学，但我们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在自己的心灵中，在自己行动中，营造健全的大学生活。咱们这几位同学办起这么一份杂志，这么一个讲坛，这就是真正的大学行动。真正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讲坛，不在那些嚣张的东西，就在每个灵魂的生命里，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就是超越的对话与交流，形成一种学术氛围，一步一步蔓延，把越来越多的人吸引进来，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很快就有变成了真正的文化运动，就会有一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来，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
　　 我讲得太远了，讲得太开了。就讲到这里吧！谢谢！
　　
　　 要改变现状，没有组织力量是不行的，如何把你的思想变成组织的力量呢？
　　 社会组织首先需要思想的指引。现在思想运动还没有完成，我们需要首先让越来越多的人自我觉醒，然后再去组织社会。你知道，我们这个社会是最怕组织的，而许多人却热衷于建立组织。有人认为，民间组织是社会走向民主的必要中介，这种看法我觉得有肤浅之处。需要看到，由于农耕社会缺少大规模公共生活，传统中国的组织常常是封闭式，宗法式的，常常只有相互排斥的利益关系，缺乏理性的文化约束。这种组织难以走向民主与共和，却会拉山头，搞黑金，建帮派，大家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谁都要当头，然后只能是一场混乱，结果是走向专制，走向黑社会。
　　
　　 李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首先要有经济上的独立，然后才能有心理的独立。你怎么看？
　　 李敖这个话有一定道理，西方知识分子的确拥有相对多些的经济独立。但这可能夸大了金钱对知识分子的作用，可能与他个人某些性格有关系，用在今天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身上比较牵强。有钱与有文化没有必然关系，富裕的知识分子可能最是没有创造力的。金钱还可能成为收买知识分子的手段。九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大学里寄生的学者大多生活得越来越优裕，却越来越无所作为。倒是那些并不刻意追求什么经济独立的人，反而能够在淡泊的生活里有所作为。
　　 十年多前，无数中国知识分子先后以谋求所谓“经济独立”为借口给自己开路，下海经商。他们说先去赚到钱再回来搞学问。其实他们的选择主要是谋利的冲动，只是一种简单的欲望在起作用，并没有超越的精神追求，他们心存留恋的，其实是过去时代知识分子优越地位的光环。我们完全没有看到，有人在追求到了所谓经济独立之后，真的把经济力量独立转化为文化力量。即使有人赚到了很多钱之后支持一点学问，也是当作业余爱好，仅仅是一个姿态。
　　 中国知识分子经济不独立，没有超越的智慧，这是两个根上的问题，不能通过一头解决另一头。其实，现代社会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不缺钱花，像我是大学里赚钱最少的人，也从没有缺钱花过。中国大学里根本不存在知识分子无法生存的问题，他们的基本收入都能保证生活比一般市民好得多。很多人房子已经到了200平米，车子已经换了两次，但他追求不仅没有发生转移，还在攀比，甚至在抽风，他们内心生活中的追求已经彻底瓦解了，只剩下无止境的贪婪。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本来有传统生活的追求，但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压力下几乎完全瓦解了，而西方智慧的内在涵养没有变成人们内心生活中的追求，不能给人们带来的充实和乐趣，人们只是崇拜它外在的强大，用它来装点门面，作为带来经济效益的手段。所以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既丧失了传统修养，也没有获得西方智慧，基本上是一个怪胎。
　　
　　 是不是说，知识分子欲望不强烈，可以安于生活的清贫，这可不是大多数人能够做到的。
　　 欲望是人人都有的。弗罗依德认为人所有的行为都是被自己的里比多支配的，生命体都有一腔欲望，但人的本能欲望不是直接呈现的，人有禁忌，人类文明源于禁忌。禁忌就是把本能的、原始的欲望压抑起来，变成一种势能，这种能量在理性的引导下才能释放，并形成人生的动力。越是低级的文明，欲望越是动物式地直接发泄；越是高级的文明，欲望越是受到理性的约束，去追求明天兑现、后天兑现、将来兑现甚至彼岸兑现的目标，形成内心的文化创造力，科学好奇心，形成真、善、美的追求。我们总以为西方人比我们自由，可你到了西方，尤其在公共场合，你却会发现自己缺乏西方人那种自我约束，不是被别人约束，而是自己约束自己。中国人内心没有宗教传统的约束，便需要一种有形的外部约束，要由父母，教师，组织，上司，警察来管教，这就是形成了中国社会人治的必要性。
　　 今天中国是以物欲横流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的，我们常常说的解放思想，其实大多数时候的言下之意是放纵欲望。这是一种低级的增长，越是新奇、嚣张的东西越是受人青睐，旧东西恨不得马上扔掉。前天新闻联播吧，报道有近半个世纪历史的武汉商场在一瞬间被炸成一片瓦砾。十多年前炸掉武汉著名的苏联式建筑——武汉展览馆的那位市长，后来竟然做了国家建设部副部长。中国城市今天难得找到20年前的房子，50年前的房子更是罕见。而我们追求的那种高楼大厦，只有物质外壳上的嚣张，是内心空虚的表现。世界最高的大楼，大多建在华人圈里。
　　 在欧洲，到处都是一百年前的房子，两百年前的城堡，八百年的教堂，却很少高楼大厦。越是旧房子，越有记忆，有文化，有内涵，有艺术，有亲切感，越被人尊重，修旧如旧。在这里，人们不是直接欲望的存在，不只是追求物质层面上的丰富，他们的吃喝玩乐在生活中的比重比我们少得多。法国人的美食在我看来太差了，巴黎最繁华街段的炸鸡，外面咸得要命，里面却淡的没法吃。相比起来，他们更多追求的是精神内涵，他们街上的房子，甚至一些空旷的山野，都有被人精心装点、布置的痕迹，他们的生活细节静静地呈现着艺术、宗教、哲学的意义。
　　 西方人口压力小，所以房子低。中国人口多，要高楼可以节省空间，这是一个因素。但房子高到一定程度，已经失去了土地利用的边际效应，而带来的环境、安全、交通、能源消耗、舒适度的问题远远超过土地利用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