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3

作者：miyang 标签：历史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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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是社会的最高象牙塔，大学校长是最高的精神权威。大家怀着虔诚的心去接受她所辐射的智慧。而在中国呢，至少近二十年的发展，主要的不是大学的智慧，而是深圳的智慧引导的。深圳的智慧从哪里来，从香港来，香港的智慧从哪里来，从英国来。大学在这个过程中是微不足道的，它只是培养人才。
　　 人才，这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概念。人才是什么呢？才，就是材料的材，木材的材，繁体字里是一个字。我们中国大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工具，都是螺丝钉，都是为某个东西服务的。大学培养的是人“材”，而不是“人”本身，不是有独立内心世界的人。人才是干什么的？是被领导用的，被老板用的，是做打工仔的。中国大学是为深圳，为那个小渔村培养打工仔的。所以中国没有真正的大学，这才出现了前面讲的不可思议的事，武大很牛，它说自己是小深圳。
　　 我们刚刚说的是西欧，美国也是这样。美国之所以为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比拉丁美洲要富裕得多，不是一个级别，今天仍是如日中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就有所谓拉丁美洲现象，拉美被卡在一个无望的摆脱不了的陷阱里，我今天不谈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国和拉美会有如此区别呢？因为拉丁美洲的开拓者就像我们深圳、海南的开拓者一样，只是去捞一把钱的人。其实当时中南美洲的条件比北美要好得多，北美连高级的印第安文明都没有，而中美和南美有辉煌的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有玛雅文明，最早去那里的伊比利亚人拣了大便宜，印加帝国的黄金啊白银啊，堆积如山。欧洲人本来很穷，但他们终于获得了银子金子，干什么呢，很多都运到中国来，因为那时中国最富有。大家知道，我们用了很多年大洋、光洋，为什么叫大洋啊？洋人送过来的。洋人送银子来干什么啊，来搬运我们的财富。此后300年，中国银价直线下跌，银子多的不能再多了，但是财富被搬运到西方去了。西方就凭着这个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就这样富起来的。说回来，北美开发也晚得多，大约在1620年前后，晚了一百多年。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北美的强大呢？是早期北美移民们文化上的优越性，他们是一批清教徒，即加尔文教徒。今天人们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实五月花到达北美时，那里已经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国历史都从五月花开始写起的。为什么历史学家这样偏爱这103人呢？那是因为五月花的人们的信仰，代表了美国精神的源头，形成了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关于这个我也不多讲。还有一件事情与此相关，这些新教徒上岸后只有16年，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北美的剑桥，第二年以最大捐赠者名字命名为哈佛。
　　 由此看来，北美移民一开始就很特殊，第一，他们是清教，第二，他们建立了大学。这，才是美国今天这么强大的真正奥妙。清华大学著名学者秦晖也研究拉丁美洲和北美的区别，他认为美国之所以比南美优越，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制度。还有更多人说，因为他们碰上一个高风亮节的华盛顿，放弃做国王的权力。我并不反对这种说法，但是我要强调，美国的制度还八字没一撇的时候，清教徒们一上岸就与伊比利亚人不同，他们只过了16年就建立了大学，160年后才建立了美国和美国宪法。你说文化重要还是制度重要，先有大学还是先有宪法？宪法又是怎么来的？大家可以思考。
　　 今天以色列很强大，强大到什么程度？它只有我们武汉市城区这么多人口，500万，可这个小小的国家什么都有。它从来不说自己有原子弹，但也从来不说自己没有原子弹，而全世界都知道它有原子弹。它建国只比新中国早一年，建国后第二天就开始打仗，它处在百倍的敌对人口包围之下，但今天几乎已经没有平级的对手了，没有一个国家敢主动向它挑战。以色列的高科技应有尽有，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这二十多年来主要靠买人家的高科技，后来美国不卖我们了，欧洲也不卖了，最后我们打破毛泽东时代的禁忌，跟以色列建交，以便买它的高技术。我们买了它的预警机，后来美国干预还没买成。以色列凭什么这么牛啊？因为它是有大学的啊，它的大学比什么都重要，在它还根本无法建国的时候，伟大的犹太智者就建立了希伯来大学，建校校长魏茨曼就是后来以色列开国总统。希伯来大学比他们的国家还早25年。
　　 以色列的教育经费占GDP的8%，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教育经费最低的国家之一，倒数第几名。邓小平时代是重视教育的，但中国的教育经费却只占GDP的2.58%。那些两会代表都说出这样的狠话，还登上了报纸：谁要再不重视教育，谁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教育经费这才慢慢地回升，到今天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4%了。不过，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我们的教育与科研经费是多了，大学校园里的小车呈指数级上升，校长们请客豪华的程度让你目瞪口呆，——我没在华师吃过哈，我在别的地方吃过，房子的豪华程度也是无法想象，钱都做这些去了。以色列的教育与科学，投入经费的成果效率是美国的两倍。以色列人是真读书的，他们的文化教育科技是最重要的，所以它没有不强之理。
　　 美国先有大学，以色列先有大学，咱们再看看日本。日本跟我们中国可有一比。你想想，这么一个小小岛国，自古笼罩在中国文化的阴影里面，可是今天它就是比中国强大。为什么它会有今天？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的水平远远不能跟中国比，可是他们有一个关键人物叫福泽谕吉，今天日本钞票最大面额是一万日元，上面的那个头像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军事人物，而只是一位只写了几本书，办了一份报纸（今天讲座的主办者也办了中国大学校园一份难得的学生杂志啊，这就很了不起），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的福泽谕吉，这样一个人成了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日本人是认福泽谕吉的，他代表着一种理念。他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政治，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泽指引的路走的，它成功了。
　　
　　 我能够做大学校长的时候，中国大学就已经是世界一流了。大学校长怎么做，其实并不需要我们在这里讨论，蔡元培早就给大学模式以基本的定位，我这里也可以说很多办大学的具体办法，譬如，我们今天这样的讲座就是大学最重要的东西，而不都是我们每天都不得不去的课堂里。大学是有自由心灵的人，追求内心的理想的人的乐园。
　　 好几年前，曾经写过《新大学人》的王东华先生对我说，他永不再谈大学问题，因为大学不是你我小人物谈的，谈了也白谈。的确，在中国，大学是一个权贵话题，它属于上流人士的专利，没有一定身份的人谈起来也没有自信，更不会有人理睬，而上流人物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也会让成群记者们跟风。为什么呢，是我们特别崇尚文化，敬畏大学吗？不是，是由于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贫乏而产生的权威迷信，这也造成了那些权威本身的矫情、虚假与做作。这种格局更加剧了大学的腐败，小人物不敢怀疑，青年人不敢批判，而大人物无耻作秀，穿着皇帝的新衣招摇撞骗。
　　 每年暑期，中国众多著名大学校长们都要和国外著名大学校长

　　
　同一时期的中国，却走了一条福泽谕吉预言走不通的路。最早打开过门就是搞洋务运动，搞经济建设，把西方的坚船利炮买过来，再开始自己造，然后才发现还要政治体制变革。戊戌变法一百多天，一场闹剧结束了，甚至倒退。社会矛盾尖锐冲突，只好搞革命。辛亥革命以后，制度的除旧布新看起来已经没问题了，可是整个社会却陷入水深火热、军阀混战之中，打倒一个皇帝，出现无数个土皇帝。人们在绝望的时，才有梁启超发现日本人早就说出这条路走不通，这才倡议新民运动，这可以说成为中国的20世纪新的开始。文化立国，教育立国，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或者说现代中国的真正开端。这个开端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蔡元培手下的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
　　 蔡元培从德国回来，以柏林大学模式来治理北京大学，只几年时间就把它变成一所真正的大学，变成整个民族精神的摇篮，从而开创了中国的20世纪。对此，我们无论怎么高的赞美都不为过。蔡元培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真正伟大的一个人，甚至远远超过孙中山。孙中山如果不是后来的原因，是没有这个地位的。蔡元培才是一个新时代的旗帜，虽然那个北大的崛起已经有点晚了，而且北大也没有办法按照蔡元培的理念发展十年、二十年、半个世纪、一百年，只有几年时间，因为中国已经没有时间了，整个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新文化运动马上就变成了政治运动。
　　 连战在北大说，北大是自由主义的摇篮，他讲演太精彩了，几乎没有人怀疑他说的不对，但是你要稍微考虑一下，就知道他这个话至少非常片面。北大不仅仅是自由主义的摇篮，它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摇篮，北大是兼容并包，什么都有嘛。真正的大学能给社会提供多种选择的智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话大家都听说过，可没有北大就没有共产党，早期共产党的所有领袖几乎都是从北大出来的，连毛泽东都沾了点北大的边，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
　　 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变成了政治运动之后，于是出现了一种妥协，这就是黄埔军校。我们知道，孙中山一生本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屡战还屡败，一事无成。当年列宁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要抗衡日本的威胁，需要在中国培养一种力量，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还很弱小，他到处找一个有实力的合作者，先找了吴佩孚不行，最后找到了这个南方革命家。他点拨了一下孙中山，孙中山也开了窍，他以列宁主义模式，以他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改组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跟军阀不一样，军阀是为了地盘，为了直接利益打仗，而黄埔军校是为了一种民族主义信念而打仗。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后来收拾了天下，因为这些年轻人是有信念的。就像我们知道苏军退出之后的阿富汗，谁也收拾不了军阀混战乱局，最后却由一帮学生军收拾了，塔利班就是学生军的意思。他们在黄埔虽然只过了半年时间，也就相当于你们大一上半学期，但是这就够了，为什么呢？从此大家就被一种意识形态的理想所支配，就有了一个比升官发财，吃喝玩乐更高的理念，凝聚一个集体，形成一个组织，建立一种制度。蒋介石一生的权威，都来自于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
　　 所以，在中国没有大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准大学，介于大学与军阀之间，这就是黄埔军校。
　　 共产党后来也是这样。毛泽东一生功业的全部奥妙就在延安，而延安实际上就是一所军政大学校，也就是一所准大学。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对现代文明的深刻把握，是我们今天大多数学者们望尘莫及的。大家都知道一个很坏很坏，阴险毒辣的人叫康生。有个说法，不是我的，我是网上看到的，作者没有名字，在延安最关键的人物，除了毛泽东之外，还有康生，他把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深深地嵌入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非常牢固，所以延安八年出来的共产党真正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是国民党不能比的。400万美械装备的政府军，被那93万小米加步枪的游击队给收拾掉了。
　　 我们知道，西方人内心深处有一个绝对的精神，像太阳一样超越于现实生活之上，每一个人都认同它。所以人与人之间，即使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之间，人们遵循一个普遍的Logos，或者一个规律，一个法制，一种理性，由某种纯粹的智慧光辉照耀着。这在中国是没有的，中国人只有衣食父母，只有恩惠，只有恩情，只有黑社会的老大哥罩着。毛泽东把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了照耀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这么一种信仰，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倒更近似西方现代文明，所以共产党很快就取得了政权，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在这一点上，唯一能跟蔡元培相比拟的，把握中国最有力量人，第二个就是毛泽东了。毛泽东在延安那八年，深深地改变了中国。这里，我们不讨论价值选择上的对错。
　　 还有一件事情要大讲特讲的，八年抗战中在大后方组建的战时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也包括当时的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这五大名牌大学共同培育了抗战中一代民族精英。这是一些真正的大学，即使处在穷山恶水间，在漏雨的平房里，在破庙里，在茶馆里，却无庸置疑地构成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学。
　　 今天很多人在喊，中国要建立世界一流的大学，喊这种口号的人脑袋大都有些毛病，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大学，更不知道什么叫世界一流的大学。没有独立的民族文化理念，只是照搬别人既定的知识，根本就算不上真正的大学。
　　 大家想一想，今天现代文明已经面临诸多严重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而且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分不出胜负，又难以调和，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就不能拿出自己的智慧来吗？中国这样大一个民族，有众多高智商的精英，假如有一所真正的大学，有一种真正的大学理念，它能不产生世界上最伟大的智慧吗？能不是世界一流大学吗？
　　 在破庙里，在最简陋房子里的西南联大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学，所以它太伟大。在这方面，应该说蒋介石有功不可没的地方。国民政府无论多么腐败，但在抗战八年间，它居然把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财政开支放在教育上面，比政府的行政费用都高。这是什么概念呢？国家都要完蛋了，大学还能办吗？当时有很多人说，大学就不要办了，年轻人还呆在学校干什么？赶紧打仗去，救国家去。如果说要办大学的话，那也是化学系教造火药，物理系造枪炮，力学系造桥梁，外语系就培养翻译官，哲学系就培养政治教官吧。可是呢，当时蒋介石居然听从了少数人的意见，大学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按常态来办。而这种大学在整个抗战时期，不仅没有萎缩，而且人数成倍增加，大批年轻人跑到大后方去上大学，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尽管蒋没有得到好处，大都被共产党收过来了，但他们造成了新中国之后的辉煌。
　　 我可以下一个结论，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这个民族能够在最绝望的时候，尚有很少的一些有识之士，他们居然能够办起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中国20世纪最大的骄傲都归结于北大，黄埔，延安，以及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而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没有完整人格的修养所，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训练工具，打造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
　　
　　 所以20世纪中国只有少数时候有智慧，绝大多数时候是由一种僵化的智慧支配，当大家都知道这种僵化的智慧没有用了时，也只是以经验主义取而代之，要么干脆去与国际接轨。什么叫与国际接轨，就是认洋人的智慧才是智慧，一切照洋人的方式办事就行了。我们的现代化是一种依附型的现代化，武汉的发展动力来自深圳，深圳的动力来自香港，香港则由英国，由美国，甚至由日本带动。我们今天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就靠洋人带动。这种带动是注定没有前途的，中国经济学家正在沾沾自喜、津津乐道的的发展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灾难，这早已经由拉丁美洲证明了是一种灾难，中国正一步一步地走向拉丁美洲化。中国大学彻底变成打工仔的岗前培训机构，中国人彻底变得没有脑袋。
　　 最近几年人们才发现，中国社会已经完全失去了自主开发与创新能力。要自主创新，怎么搞啊？建几个院士楼，引几个洋教授，海归教授来，很多的车，大把的钱，什么工程，什么学者，什么博导群，能够创新吗？不！不可能！
　　 中国今天整个科学技术体系已经处于崩溃的状态，我不想说崩溃的边缘，实际已经崩溃了。我在自己的书里就引用我们学校一位老先生的话：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科学家在任何一个领域没有作出任何一个新概念、任何一个新理论、任何一个新方法，没有一项是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创新，甚至还远不如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知道文革结束的时候，全中国人民都学习陈景润，人们相信没有林彪、四人帮后的中国大地，无数个陈景润将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结果呢，陈景润死掉后，中国大地上一个陈景润级别的数学家都没产生。要知道，陈景润在当时中国并不是一流的数学家，还有比他高的数学家还多呢！中国今天的数学是完全不入流的，物理学也是完全不入流的。中国生物学曾经有世界超一流的水平，袁隆平就是超一流的科学家，人工牛胰岛素合成也是一般的诺贝尔奖不能比的。可是今天中国不要说超一流的成就，就是一流，亚一流，准一流都没有，完全绝迹了。二十年前，中国科学家每年总有几项被世界承认的科学成就来，国家科学技术的一等奖没有空缺过。十多年前，中国经常一年拿不出任何可以获得一等奖的成就，而且随后连年空缺，到现在已经难得哪一年不空缺了，整个中国科学已经彻底枯死了。（按：不久一个消息打我的嘴巴，两位华人数学家完成了世界难题的证明。不过，他们的老师丘成桐先生，大概是不反对我的上述论点的。）
　　 为什么会这样惨呀？不是没有钱，而是大学死了，大学理念死了。正在主导中国战略的经济学家愚蠢之至，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现代文明，根本不知道现代文明的奥妙在哪里。现代文明是先有一种理念，一种法理精神，一种科学精神，扎根在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尤其体现在知识精英们的追求中，而这些知识精英的堡垒就是大学。
　　 今天中国大学已经成了一个牟利机构，学生为未来利益谋求学位，学校则以售卖学位赚钱，这样GDP也增长了。刘道玉先生的那个新书发布会上就有一位大人物，据说就是高校产业化的始作俑者。中国为什么被这么一帮蠢货支配？因为欲望，我们是被心中的欲火烧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穷怕了，总想增长GDP，总想捞钱，总想买车，买房子，从50平米到80平米，到100平米，到120平米……。现在你到华中科大去，已经买不到140平米以下的房子了，要买就160、180、260平米！你想，一个大学教授在二十年里就这样把房子从80平米折腾到100、120、150、180、260平米，一套不够，再折腾第二套，第三套。他还能追求一种纯粹的智慧吗？你说，这种背景下的中国大学，谁能不变态吗？
　　 一个真正的大学教授，他人生最大的关怀，最大的快乐，是追求智慧。欧几里德大家都知道，所有学过初中平面几何的人，都会惊叹于欧氏几何的完美，居然能够以五条自明的公理，从点、线、面几个条概念出发，把平面几何的所有的规律用逻辑全部推演出来，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矛盾，没有任何空隙，没有任何皱折，一切那么光亮透明。一个初中生对西方数学以至于整个科学的最早敬畏可能就始于这里，当他能够推演出一条一条定理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他自己的大脑溶入了人类最伟大的智慧之中，所获得的快乐是无法用以言语形容的。欧洲科学家们的心灵关怀里大多源于这种早期体验。而这种智慧在两千多年前，由欧几里德建立的。欧几里德的学校里众多弟子跟他一样，对这一套走火入魔。
　　 但有一个学生，或许是受了我们中国人这种思维的影响，他给老师提了一个问题：老师啊，你这东西是挺好玩，可它有什么用啊？这一下把欧几里德给问住了！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没用啊！没用你们这样神魂颠倒干吗？不知是老师觉得惭愧，还是不想跟这种人纠缠，他叫仆人拿两个铜板交给学生：对不起，我这东西没有用，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有用的东西吧。欧几里德几何是没有用的，希腊哲学家像泰勒斯那样，赫拉克利特，毕达歌拉斯，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阿基米德那样，都追求着一种没有用的智慧，为求知而求知。这种智慧是嵌入了人们内心深处，建构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而正是从这个内心世界里走出的人们，最终才能改变外部世界。
　　 我们中国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学也要有用的，所有的专业都要有用的，连人都要有用。可是，真正的大学是没有用的，因为大学是培养人的，人不是为他人所用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用俗气一点的话说，人是老板，人不是人材，不是打工仔。我说的老板，是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而且能够指导别人怎么做的人。中国没有老板，有老板也是跟着别人跑的，最终来说仍然是人家的打工仔。所以中国今天没有在世界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没有领先的潮流的领域、品牌、标准，只有一切国际接轨。我们用尽了资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环境破坏，更大的破坏是人心灵的瓦解，内心世界自信心和创造力的完全丧失，只有依附于外部智慧，去换取满足欲望膨胀所需要的消费资料，换取GDP数字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