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红楼梦》研究的视角更新（一）

作者：转贴 标签：红楼梦

阅读次数：60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成就的最高峰，它对“传统思想和传统写法”的打破（鲁迅语意），使它的思想能量和艺术能量的释放周期，具有无与伦比的久远性。

　　《红楼梦》在它之后的中国思想史流程、文学史流程中，所显示出的正效应（即积极效应），无疑是非凡的。不讳的说，虽经二百年上下的历代评《红》家的反复研磨、反复发微，但《红楼梦》的正效应仍有被淡解、被忽视乃至被陌生的地方。也许，“红学”在构成专门性的学术门类之后，日益强化出的专业式封闭性，以及评《红》的极端学术化所连带出的社会功利无为性，恰恰是造成我们对《红楼梦》根本性正效应淡于触摸的重要原因。

　　《红楼梦》的负效应也是巨大的，做为这种负效应的能量释放周期，更是久远的和超时代的。此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后人回眸中的“高峰”，对它的仰视感到很化解，于是它在现代视角中理应显示出的某些低矮性，也因今人的惯性仰视而照旧享有着难以超越或认为不应超越的神圣。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拉人倒退的能量也是其他古典文学作品所无法比拟的。同样，这种负效应也往往是人们对《红楼梦》所营造的那个“美学大观园”的崇拜惯性。

　　于是，用现代视角来观察、研究《红楼梦》，就应：一、强化对《红楼梦》深层正效应的再认识；二、强化对《红楼梦》负效应的正视。

　　认识《红楼梦》深层正效应，首先的一点就是将《红楼梦》所提供的多种历史材料，不过分地侧重于看成学术资料，应重点看成社会资料。

　　贾府是个社会。过去，我们往往习惯于仅仅把它看成做为历史的一个阶段的封建社会，以及这个特定社会的社会成员的特定生活模式。

　　如果仅仅如此，《红楼梦》就与古典文学中的许多平凡小说在品味上、在价值上无大差异。《红楼梦》由于对社会，对社会成员的社会属性，对社会风俗大观的切入触及了最深层本质，致使它的认识能量、表现能量都获得了异常有惯性的超时代征服力。也就是说：

　　一、《红楼梦》所勾勒和描绘的社会秩序轮廓和精神秩序经纬，都超越了中国某一历史阶段的物定属性，可以上溯，可以下延，超乎寻常地贴近了“中国传统的”本义。化简一点说就是：《红楼梦》所表现的社会“外秩序”，特别是“内秩序”，比它以前任何一部古典作品都更加贴近“中国社会”的民族个性。即使今天，在已经涉入“现代社会”的中国，我们仍能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地察觉到其痕迹。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红楼梦》所绘制的封建社会画卷，对于研究现代中国画卷的某些“底稿式痕迹”，仍有不可低估的权威价值。

　　《红楼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当成广义的古典《中国学》来读，只要我们承认现代中国是从古典中国分娩出来的，就不能否认母体的遗传基因在今天仍会时时做出显示。

　　二、《红楼梦》对“人”的认识和表现，此前许多研究家只关注它的两个优势，即摄入的人物数目、人物类别、在“量”上无与伦比；在表现人物性格、心态、行为的准确度和生动度上无与伦比。但这样来判定《红楼梦》的作者才力和作品效应，这不能算是达到了深层认知。

　　诚然，《红楼梦》摄取的人物量是惊人的，据上海师院徐恭时先生统计，作品涉及的人物（有一定标志者）总量为975个，其中有名或有姓者732个，虽无姓名但有称谓者243人。在这些人物种，有性格特征的100余个，能构成典型形象的20余个。《红楼梦》在表现人物性格的准确度、精微度上，也具有令人仰视的卓越处，作者很少（或绝不）借用人物在外在特征和浅层特征上的“大反差”来强化人物性格的鲜明感，极善于在人物的外在“大同”种揭示出本质的“殊异”，而又以此点睛。晴雯、鸳鸯、金钏、司棋、紫娟等丫头，都漂亮，都活泼，都有不驯的一面，但读者闭上眼睛之后，仍能辨出她们的“这一个”特征。

　　但是，《红楼梦》的至高出色处不在这里，而对于它对“中国人”这一庞大的“个性群”，或曰“民族性格群”，做了最广泛和最深层的观察和感受，认知和揭示。书中人物的社会类别差异及其附生出的心态差异，无论其丰富性还是深层性，都不仅仅是一段历史、一个时代的阶段性现象和显示性行为，而同时是在更久远的意义上体现着中国的社会秩序传统和精神秩序传统，以及由这些传统营造出的心里模式和行为习惯。一个民族，社会成员的情感现象、思维现象、行为现象，做为具体现象可与一个特定时代共生共灭，但做为民族成员的情感习惯、思维习惯、行为习惯，其“定性”的惯性延续往往是大大超过“现象”本身的寿命的。不讳地说，即使是今天，到现实生活去去发现“贾母型”、“贾政型”、“刘姥姥型”、“晴雯型”、“焦大型”的人物，当也不会是很难的事。当然，这里指的是“型”，即“类别模式”，而不是具体指人的应时行为本身。

　　由于中国农业经济历史惯性和强大的其他的历史原因，使中国的封建社会呈现出了漫长型、超稳定型特征。这种“漫长”、“超稳定”，不仅表现于它的有形的起始和终止，还表现于它的许多无形或变形因素内含的势能和动能。

　　因此，《红楼梦》做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做为古典《中国学》，对于观察中国现代社会，对于构建现代《中国学》，其参照值的相对权威性也就格外大些。

　　遗憾的是我们的某些“红学”家和评《红》家，往往侧重于将《红楼梦》仅仅视为一面古镜，从而仅仅热衷于从镜中打捞它曾经照过的并已做为“记忆存储”的东西；同时，也习惯于仅仅将其视为古典《中国学》，淡于承认它对现代社会的鉴照价值，这显然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