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忏悔主旨论--朱寿桐

作者：季山 标签：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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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们今天尽人皆知的文艺学理论和写作学框架去解析《红楼梦》这样伟大的古典杰作，
自会出现许多新颖的心得，更能给出不少颇有学术意义的阐释，也可以引发一些饶有趣味的
话题。《红楼梦》的主题论辩就是这样的一种话题：无论是鲁迅揭示的“道学家”从中看到
了“淫”，“革命家”看到了“排满”，还是毛泽东从中体味到的“阶级斗争”的意绪，抑
或是江青等人于内观察到的“公党”与“母党”的较量，都是十分有趣的“误读”示例。包
括在正统红学界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红楼梦》“叛逆”主题说也是如此，持此说者发现并抽
取了《红楼梦》中的一些值得注意的文本内涵，诸如主人公贾宝玉的始终桀骜不驯，心怀异
志等等，让它们强烈地刺激自己，同时人为地制造读者的兴奋点，从而以一种先入之见影响
自己和别人对《红楼梦》主题的判断。
　　所有这种有关《红楼梦》的“误读”都是十分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对象，至少是因了它们
活跃乃至荒唐的存在才构成了“《红楼》文化”的歧异纷繁。但所有这些“误读”与《红楼
梦》作者的写作没有多大关系，作为一般读者，无论如何，当不得真的。即使那十分流行的
“叛逆”说确实是从《红楼》文本中总结出来的，在一定的可信度上揭示着小说内容，但如
果视为作品的“主题”，也还是沉陷于这样的悖论之中：作家写作品首先得有个清晰的题，
而且这主旨又是作品中无所不在的灵魂，凡与这主题关系不甚密切的内容一经发现立刻就会
被宣布为非法……其实这是很靠不住的，姑且不论小说文本中更有大量的内容在客观上显示
着对这一“主题”的消解。
　　如果不带有任何先验的偏见并真正对自己的阅读印象葆有信心，则已经为多少学者认定
了的《红楼梦》在创作方法上的“自叙传”一说是应该能够接受的；而大凡“自叙”的作品，
要作者回答“你创作的主题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不仅不会得到一个妥贴的答案，而且会显出
方枘圆凿之嫌，因为很少有作家会对自己所创作的题旨十分了然，而且这样也未必正常。但
使得作家保持长久的创作趣味乃至创作冲动的那股力量却不是可有可无的，这或许是他创作
的隐蔽主旨，可这样的主旨未必就一定与我们所说的“主题”有多密切的关系。
　　有了这样的认识，或许我们就能够顺利地撇开有关《红楼梦》主题的多半是无谓的论争，
而集中精力揣摩符合作者内心取向的创作主旨。无疑，这种揣摩须以文本解读为基础，以作
者隐含在作品中的实际意绪为准则。在这样的分析揣摩中，我们会觉得前述有关《红楼梦》
主题的“叛逆”说不仅不符合作家的创作主旨，而且几乎与作家的主旨相悖背：《红楼梦》
所清晰地显示出来的作家创作主旨，是一种反乎“叛逆”取向的忏悔趋向。
勿庸讳言，《红楼梦》主要内容似中确实包含了某些“叛逆”的成分，包括对主人公贾
宝玉性格中的某些叛逆因素的刻划，包括整个故事围绕着宝黛之情所传达出来的对于家族的
抗议，包括对笼罩全书的空、渺、虚、无诸种气氛的渲染，等等。但有什么样的证据说明这
些就是作者的主旨之所在呢？没有，我们所可能具有的倒是这样的证据：隐含在上述刻划、
抗议和渲染之中的，是作者浓重的忏悔情绪。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刻划并不时时皆透溢着作者
的欣赏或认同，而是常带有轻易难以觉察的谴责意味；对家族的抗议也饱满着依恋不舍的情
致，且颇多“恨铁不成钢”的意绪，并贯注着刻骨铭心的自责；至于那种空、渺、虚、无的
气氛渲染，实际上是深深地铭刻于心的这种忏悔情绪无可排解时的特殊表现。
　　俗曰“开宗明义”。现代小说家一般都有足够的自觉尽量避开这样的俗套，可对于传统
小说家而言，这似乎还不是俗套，而是一种必要的程序，故《三国演义》以“话说天下大势，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来阐述作者对历史的一种理解，又以一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
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来表现作者深沉的感叹，从而托显出
全书之志；《西游记》也在一开始交待了“欲知造化会元功”的题旨。所不同的是，《红楼
梦》作者只是借助最先的诗词形式表述了“十年辛苦不寻常”的感慨，似没有对全书的题旨
作概括性的吟诵，可早在诗歌词章出现之前，作者的叙述重心显然在迫不及待地分说自己写
作部巨制的原初冲动和基本题旨：那便是“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
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以告
天下”。
　　这段话说得十分明白，作为一部自叙传，《红楼梦》虽然表现了少爷小姐的卿卿我我，
兼及大家庭生活的林林总总，但主旨既不在儿女情事的渲染，也不在故园豪富的夸耀，——
这些都不过是借以体现作者主旨的载体；作品的主旨在于作者自己的心情——特定的心情的
表达：既十分怀念当日“锦衣纨裤”、“饫甘餍肥”的时光，又深悔彼时有“背父兄教育之
恩，负师友规训之德”的行径，更忏“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的现状，自责辜枉了
“天恩祖德”。在深层的意识中，作者不仅认为自己的“一技无成、半生潦倒”是自己往日
辜负父兄师友教育规训的结果，即使家道的败落，族运的衰竭也是自己应负的责任，是自己
的罪孽所致，因而他在急切地剖白自己的内心忏悔时，申明本书的写作还带有一种教化的目
的，即所谓以“醒同人之目”：“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
　　如此说来，曹雪芹即使不是在整个一部《红楼梦》贯彻了他的忏悔主旨，至少在“披阅
十载”之后、返修前言之时是抱定了从栩栩的叙述中自揭其“不肖”的意旨的。这样的观察
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作者对于其自拟人物贾宝玉的态度：即对他的颖悟、清通、洒脱
的灵性充满同情与赞赏，又对他的懦弱、眈溺、放纵的性格饱含批评与谴责。有关前一方面
诸家各有备细的论述，惟独对后一方面许多人都讳莫如深。人们全力证明前一方面，是为了
确认作品歌颂叛逆性格的主题，其实《红楼梦》全书对贾宝玉性格中“叛逆”因素的批判恰
恰构成了一脉很鲜明的旋律，任何一个忠实于自己感觉和判断的读者都难以否认这一点；只
不过因为被批判者是作者自己化身的缘故，故尔在批判乃至谴责中仍透溢着某种怜惜和姑息
的温情，这种温情有时是那么地美丽动人，它也多少眩惑并挡住了一些红学家研读原著的视
线。
　　作者通过不经神话的借喻对贾宝玉的定位是他自我忏悔的最有力的证明：他是当年为女
娲所遗弃的一块顽石，不能担负起自己应有的使命，正所谓“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
许年”（第１回）。在这样的基调下，他的笔触只要涉及对贾宝玉的评介，便常常以批判和
谴责的口吻出之。例如第三回宝玉刚一出场，循小说家言惯例自免不了要描写概述一番，而
曹雪芹的评语却主要是批判和谴责：先述他有着光彩照人的风度，可话锋一转即是，“纵然
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
谤”，进而更痛心疾首地指责他“富贵不知乐业”，“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
　　或许有人会认为作者这里是在运用反讽的语气表达对于贾宝玉叛逆性格的赞赏，否则，
作为作者对作品中人物的评价似更应意存忠厚，而不该如此尖刻严苛。但人们更应注意到的
是，作为一部自叙传，《红楼梦》所刻划的主人公其实是作者对自己的自评，既然作者本存
自忏的意思，那语句间的尖厉和苛刻正好说明这忏之深切，悔之沉痛。与这种深沉的忏悔相
一致地，散布在作品具体叙述中的许多内容都带有类似的批判和谴责意味。如第三十七回曾
言及宝玉整天只是“在园中任意纵性游荡，真把光阴虚度，岁月空添”，而第三十三、三十
四回围绕着宝玉挨打的事件，作者对主人公也是谴责多于同情：第三十三回的回目便是“不
肖种种大承笞挞”，明确指责宝玉的“不肖”，；第三十四回的回目复又是“错里错以错劝
哥哥”，——虽是从林黛玉的角度作评的，但仍然揭示了贾宝玉的“错里错”。
　　宝玉挨打是《红楼梦》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也不涉及重要人物
的命运，但作者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和相当饱满的笔力描述它。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为了突出
宝玉的叛逆性格。诚然！但我们是否更应该关注一下这番叛逆的内容？原来贾宝玉与那戏子
琪官儿有密切交往，两人还换过汗巾子之类，这关系在旁观者看来也不免会觉得有点亵味，
作为过来人的作者也许更该怀着忏悔的情绪？于是，通过这件事确实写出了贾宝玉的叛逆性
格，但却并不是为了赞扬，而是为了批判和谴责，——实际上是作者对于自己过去的“不肖
种种”的一顿“笞挞”！这也就解释通了“错里错以错劝哥哥”那场戏。宝玉挨打后，黛玉
前去安慰，并憋出一句话来劝导他：“你可都改了罢！”可“叛逆”的宝玉当即表示让黛玉
“放心”：“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其实林妹妹无论从哪方面也决不会是劝他
与“这些人”继续保持来往的，因为在此之前，她已经将琪官儿归入“什么臭男人”之列了；
作者让宝玉在“妹妹”面前表现出信誓旦旦的“叛逆”决心，也正是为了揭露他内心中所想
的乃是“错里之错”。
　　作者对贾宝玉性格中的某些方面确实非常赞赏，例如他的聪明伶俐，厚道仁慈，包括对
于弟兄和丫环们的那种平易态度。但是，由于作者写作《红楼梦》时已经站到了正统的“教
育”、“规训”和“补苍天”、报家国的高度忏悔自己的过去，因而对贾宝玉性格中的这些
值得赞赏的方面有时也须从更高的立场批评数语，如第二十回提及宝玉努力不要贾环怕他，
作者立即站出来指责他：“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须要为子弟之表率。”这样的指责显露出
太多的说教意味，置于小说叙述之中是很扫兴的文字，但作者执意保留，也还是可以说明它
所表述的忏悔意味在作者心目中的份量之重。
　　贾宝玉是个清纯公子，含玉而生又颖悟绝伦，但作者不仅判断他“腹内原来草莽”，而
且还经常让他在女儿面前自惭形愧，动不动就“自觉身子很臭”（第５６回），这实际上就
是要使作品中的叙述与一开始有关宝玉的诗赞描述相吻合，从而多方位地完成自我忏悔的情
绪表现。在第四十八回中，因香菱学诗有成，宝玉发感叹道：“老天生人，再不虚赋情性的。
”此语其实是作者让宝玉对自己的没有“情性”而心生深恨。
　　被许多红学家确认为对解释《红楼梦》的内涵和曹雪芹的原旨有很高权威性的脂砚斋，
曾在第二十回批文中坦言：“余为宝玉肯效一点凤姐余风，亦可继荣、宁之盛，诸公当为然
否”。脂砚斋显然看出了或者理解了作者的主旨，故尔对宝玉率加批评，其恨铁不成钢之心，
正印证了作者的忏悔之意。第二十一回脂批进一步点示出贾宝玉性格的缺陷，说是“宝玉恶
劝，此是第一大病也……宝玉重情不重礼，此是第二大病也……宝玉有情极之毒，……第三
大病也……”这都是把握到或体味出作者进行自我忏悔的深心之后而作出的点睛之语。
　　持“叛逆”主旨说的学者或许认为贾宝玉的叛逆最要害之处在于他不愿奉行警幻仙姑宣
扬的封建正统，即“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宝玉也确曾把“世事洞明”、“
人情练达”归入“混帐话”一流，并为此深觉宝钗的势利。但这是否代表着作者定型的判断
呢？未必！作者也许对宝玉，其实也是对自己深以为憾的，正在于他这方面的执迷不悟。无
论如何，在一个过来人看来，男子汉“委身于经济之道”总比混迹于脂粉堆里更不“混帐”。
如果作者完全认同宝玉的观点，一定不会让从不曾说过“混帐话”的林妹妹在第六十二回发
如此言论：“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他们一算，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
必致后手不接。”
　　因而，作者刻划宝玉的叛逆性格时，概念是模糊的，有时是不确定的。有时有关宝玉性
格的前后内容明显存在着把握不同一的现象，如据第十九回袭人规劝宝玉的话可知，宝玉原
是个惯于“谤僧毁道”的人，可他先前分明与那古怪的“一僧一道”大有机缘，以后也与僧
道之流交往甚密。看来，作者最注重的还是对其叛逆性格的鞭笞，而不是充分关注他叛逆性
格的具体内容。
　　宝玉终日生活在荣国府中，他的叛逆与反抗便自然地以家族为对象，以父兄尊长为目标；
这或许是每一个经历过青春期烦闷、骚动的人都曾有过的情绪体验，但这样的体验过后也往
往不免有些追悔，有些怅然，尤其是家道发生变化，先人撒手而去，自身落泊潦倒的时候。
《红楼梦》中的主人公固然体现着作者对家族的抗议：因了它的内部腐败和肮脏，因了它的
奢侈与糜烂，特别是因了宝玉与黛玉爱情的时时挫折，以及“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感觉；但
这种抗议交织着孝子贤孙式的恨恨与逆子贰臣式的不驯，绝非那种残酷的诅咒和无情的愤恨
所能同日而语。于是，作品中时有出现的怨恨腻烦情绪总掩盖不了作者对那种穿金戴银、锦
衣玉食、奴诺婢拥生活的忆恋和醉心。《红楼梦》作为传统小说的一大特色，就是虽有奇诞
之笔但不似《水浒》、《西游》以猎奇为意，虽有隐秘之事但不似《金瓶梅》以隐情为纲，
它立足于铺写家族生活琐事，即使关于大观园的菜谱，厨房里的争斗也流水帐似地密匝匝写
来，且津津有味乐此不疲；这些从传统的小说观看来似有些不合体的琐碎却构成了一部《红
楼梦》的主体部分，作者何以能如此耐心且保持着如此久胜不衰的兴味？唯一的解释便是他
对那种生活十分依恋，他在为永远过去了的那种生活细唱挽歌。在这一意义上还应提到，有
关大观园建筑的那么精细的描绘，第五十三回那么详细地交代庄头乌进孝“孝进”的单子，
都不过是对贾家财势的夸耀。夏曾佑在《小说原理》中曾言，小说创作是“写贫贱易，写富
贵难”，可曹雪芹写起富贵来却是这样地易如反掌且大有欲罢不能之势，究其根有由，他不
仅确实经历过这样大富大贵的生活，而且对那种生活始终保持亲切的感觉和鲜活的印象，他
写小说或许是想为这种感觉和印象保鲜，因为这些都是他的“天恩祖德”！
　　反思自己身无长技，潦倒不堪，无才补天，徒作悲叹，挽不回那似水韶华，更难再那“
饫甘餍肥”，这其中的悔恨和痛苦，读者当能深味，作者更何以堪！这就是一部千古《红楼》
的内在情结。
　　当然，人们不能不注意到，在表现浓重的忏悔自责情绪的同时，作者也鼓吹色空、虚渺、
无为之类的意念，而这些意念一向被视为是对忏悔情绪和留恋故家意识的消解因素。殊不知
《红楼梦》中的这类意念正是从作者的忏悔意识派生出来的：作者一方面表现着难以遏抑的
忏悔意向，一方面又悲哀地感到，作为一个“无力补天”者，他无法担负起对于家族、对于
过去时光的责任，他甚至承受不了这种深深自责的压力，于是向具有浓厚佛、道意识的空渺、
虚无方面寻找自己的精神避难所，从而为自忏自责的内容作少许辩护、为逃避“无才补天”
的责任而张目。这实际上是作者的一种独特的宣泄与排解方式。
　　在这样的理解中，著名的《好了歌》并不全是愤世疾俗的怒书，而含有一种宿命的悲叹：
“好就是了，了就是好”的循环论解释之于作者的意义便是，大家庭的败落实属必然，确非
人力所能挽回。与此相映衬，第五回的曲子辞有言：“说什么天上夭桃盛，云中杏蕊多？到
头来，谁见把秋捱过？……生关死劫谁能躲？”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也说，“荣辱自古周而
复始，岂人力所能常保的”，第八回中甚至有“女娲炼石议荒唐”之说，这就缓解了那些有
心挽颓势，无力补苍天者的沉重的心理负担。当然也仅是缓解而已，萦绕在作者心头的那种
自责自忏仍是一样地浓重，因为那样的“了”，那样的“劫”，那样的“辱”确实包括自己
“不肖种种”的罪孽！
　　在作者自忏的罪孽中，风月情浓是他意识到的最明显的罪孽，正如脂砚斋指出的他有“
情极之毒”，而第二十五回也明写着癞和尚吟咏宝玉时有“粉渍脂痕污宝光”句。作者对那
种脂天粉地、花团锦簇的生活显然充满着艳羡、留恋和沉溺，在写作中每露得意之色；但这
也是他深深自责和自忏的重要话题。有时他直接点示这种忏悔的意念，如第五回的《红楼梦》
曲子辞中就唱出了“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根本”。这本是乃祖荣国公为他“恐无人规
引入正”，请警幻仙子点悟于他的，孰知他无法抵御红尘脂粉的诱惑，自己愿意沉溺，从而
导致“于家于国无望”。应该说，作者如此写来，自有别一番深意：以荣国公是幽威，兼警
幻仙姑之神力，更不用说费了那么多心力排演出《红楼梦》十二支曲，对付年刚弱冠的贾宝
玉的迷误应该绰绰有余，可诸仙神对他怎会如此娇纵，不仅由他自迷，还奉上可卿伺候？显
然作者意不在写警悟，而在于写警而不悟，以此寄托隐匿于内心深处的悔恨。
　　可用来说明《红楼梦》忏悔主旨的还有贾政形象的解析。这个人物显然是当作宝玉的对
照面加以刻画的，宝玉性格中的弱点正好是贾政性格的优势，当然另一方面，宝玉身上的许
多魅力又是贾政所缺乏的，而贾宝玉的所谓叛逆性也常常指向贾政。作者的忏悔意念常通过
对贾政与宝玉的性格比照表现出来，如宝玉不喜欢读书，也不愿结交读书做官的人，可贾政
“自幼酷喜读书，为人端方正直，……”（第２回）“这贾政最喜的是读书人，礼贤下士，
拯溺救危，大有祖风”等；（第３回）宝玉身为纨裤，性多轻薄，而乃父则“为人谦恭厚道，
……非膏粱轻薄之流”（第３回）。在贾家，贾政也是唯一能律身自守，光宗耀祖的人，站
在家族的立场上，作者无论如何不能不对贾政保持着崇敬。当然，作为小说家，曹雪芹对贾
政也有所讽刺，如第四回曾说他“训子有方，治家有法”，但他训治之下的却又都是些“混
世魔王”贾宝玉、“那里干正事”的贾珍、“不喜正务的”贾琏之类的不肖子侄，更无论卑
琐不堪的贾环了。甄士隐对《好了歌》的注解有“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句，似是对
他的嘲讽。另外他为人刻板，功利心忒重，竟叫书房里的太爷这样教书：“什么《诗经》、
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第１７回）但尽管如此，
毕竟只有他代表着贾氏的“于家于国”之望。
　　正是这个在道德上和力量上成为败落中的贾家中流砥柱的贾政，任满学差，回京复命，
于贾母房中，“看见宝玉进来请安，心中自是喜欢，却又有些伤感之意。”（第７１回）心
中喜欢，是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可又为何伤感？显然是因为已知他“于家于国无望”。政老
在伤感，作者也当在低泣，在深深的忏悔中哭泣。
　　应该引起人们足够注意的是，隐现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的浓重的忏悔情绪，在后续
的四十回中便为诸多人事的变故所冲淡，所湮没。这恐怕一是高鹗氏并未能清晰地把准曹雪
芹的忏悔主旨，而是续书作者毕竟没有原作者的那种切身体验，即使弄清了原著原旨，谅也
不能传达得差强人意。如果单是刻划一种叛逆性格，则许多人都能凭借想象加以组构，但要
写出符合原著生活情境的忏悔情绪，则非有类似经历和同等情怀的作者都难以勉强，这也是
《红楼梦》续书虽多，却无一能与原著比肩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