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下－－之二)－－黄仁宇

作者：rick 标签：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黄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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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定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下)
　　　　　　　　　　　　　　　　　　　　　　　　　黄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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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学为用的缘由及应赋予的考虑

　
如上说来中国长期革命已告功成，中国历史既与西洋文化汇合，百年来的改造与奋斗也可
以用西方科学知识与政治经济思想解释，从今之后，中国是否应放弃传统文化而彻底抄袭
西方？ 在答覆这问题之前，我须要提出两个例子。日本在第二次大战后美军占领了七年，
也曾接受麦克阿瑟主持的「再教育」，只是这国家传统精神之称为「神道」的只有较前更
蓬勃。原来神道并无不能解说的奥妙，无乃穿鲜明洁净的衣服，应山川自然之灵气，在日
用生活中掌握到适时动静的诀窍，以便和宇宙之运转呼应。如果在精神上能与大自然的力
量凝聚，也可以在一种诗意的情绪下，算作进入了永久生存的境界。用这种信仰与习惯去
支持军国主义固然可以乘「神风」而升华，可是用以探求科技，协定工商事业，也可以精
益求精，在个人及团体间，感到互助互信的功效。日人即用以资助战后之复兴，保持民族
精神而在和平竞争之中占先。 新加坡华裔人囗占百分之七十，传统儒教思想具在，其他
以马来民族的成份多，信奉回教。附近也全是回教徒之领域。两种传统之精义，均主敬而
重纪律。虽说创制伊始，做作得过火，却决非无民意支持。

德国十八世纪哲学家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在写作时极力倡导「民族精神」
(Volksgeist)这一观念。他认为每一民族和每一国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即已创造其独特之
风格。这民族精神之一观念，也是黑格尔提倡宪法乃是长期累积而成不容临时制造之凭藉。

说到这里我们也面临另一问题。我作此文时中国正被东西方很多国家猜忌。一般的观感：
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拥有十亿以上的人囗，尚拥有原核武器，预计下一世纪里，她的国民
生产毛额也要居世界第一（此种估计凭何标准是否实在不计），自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又
屡与邻国发生武装冲突，尚且向外兜售武器，扩充并提高军备，筹议建立远洋海军。因此
若干美国人士公然提出拆散中国和堵截中国。当中一个比喻即是今日之中国，已有如第一
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而我在此时提出发扬中国的民族精神不算尚且引用德国学者，这不
是火上加油，增加中外间冲突的可能性？　
　
我的答案如此：赫德所提倡的民族精神，并非穷兵黩武，而系有创造性艺术性的成就，见
于诗歌及文艺。主张这样的见解也不只他一人，像英国政治家柏克（Edmund Burke, 原籍
爱尔兰）反对法国大革命之过激，主张对美洲殖民地宽厚，至今被奉为欧洲保守主义之巨
擘，也曾提及若国家为人民公约组成，这公约应包括死者生存者及尚未出生之下一代，保
存着科学和道德，不能像买卖胡椒、咖啡、烟草与印花布那样的方便。而我在这里提出的
民族精神也非暴虎凭河死而无悔的匹夫之勇。那样粗犷性格始终不是中国人之本性。
　　
如果我们引用长远眼光纵观历史，不难看出中华民族特出的精神，无逾「人本主义」的根
基巩固。人本主义(humanism)即是以人情为主体。其立场并不反对宗教，但无须宗教之神
秘性格，有如「祭人如人在，祭神如神在」，和「敬鬼神而远之」。它也不待于逻辑之完
整，因为逻辑乃是办事时之工具，并非掌握全部人类思潮之主宰。所以「见牛未见羊」、
「君子远庖厨」、「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中国之人本主义尚且不分领域，有接近世界主
义之趋向，有如「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和「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
诸华，或处份荒服」。也必会站在防御战的立场而不主张发动侵略战争，才有「矢人惟恐
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的说法。而其最重要的关键则是「不为己甚」，「忠恕而已矣」。
　　
儒家的思想，纵受法家与道教的折冲和调节，主要的是一种入世的思想。个人之希??永存
也不过敬宗法祖子孙相继，在血缘关系上得到永久的存在。因为爱自身才推己及人。于是
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一时并往诸来。因之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才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秩序。
　　
这样说来，我岂不是也陷入「诗云子曰」的巢臼，在宣扬「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价
值，回归到鲁迅所谓「吃人的」旧礼教？

　　此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这也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精义之所在。君主专制体系
之提倡道德，以狭义的道德，写进硬性的刑法里去，「诗云子曰」构成士大夫特殊人物进
身之阶，各人以道德标榜自称君子，斥旁人为小人，以发动党争，争取名位。「体制」与
「用途」之不同，有如「政」「教」之分离。今日提倡之伦理道德，则在程序上次于法律，
而品位上高于法律。各人既为公民，首先必受权利与义务的约束，断无不守法而知礼的道
理，也不当以名誉要挟逼人为善。更不能以一己主见，自以为是「理性」而违反经过技术
上程度之立法。

　　中国革命业已推翻了「尊卑、男女、长幼」的????，因为这种教条成为法律，造作人
为的不平等，妨碍社会上公平而自由的交换，迟滞了社会的进化。可是这并非主张在百姓
日用的场合上讲，连各人自动的敬老尊贤也要摒斥，家庭成员的分工合作之和谐也算反动。
「藏富于民」做得不好，使税收短缺，政府无从为人民服务，于是只重管束，已经我们批
判。可是这也不是主张民间应无丝毫储蓄，所得应涓滴归公。提倡「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可以判明此间之是非。

　　而且中国人人本主义的精神始自家人亲友，也无法禁断。我随意翻阅台湾的报纸刊物
即发觉龙应台、高信疆和聂华玲诸人的作品提及母爱，情绪细腻而洋溢，即为其他各国现
下文艺之所未有。朱自清所作《背影》，叙父子之情，为我年轻时读过，今日仍为台湾若
干学校选定的读品。前些日子我遇到小说家张大春，我刚一提及数十年不去大陆，旧地重
游时发现凡所交往接触，昔日之人情味依旧。他立刻首肯，因为他所闻所见也与在台湾的
经验相似。可见得传统文化的力量源远流长，不因体制改组而漠灭，虽「文化大革命」亦
不能使其动摇。

　　中国人所谓「学」含义极为广泛，包括自然法规(law of nature)、诗歌文艺、人伦道
德。换言之，不仅是知识，实际是教育。所以古籍中很多资料，而尤以《诗经》、《四书》、
《左传》、《怦子》和《史记》等，或陶养性情或放宽视界，而帮助年轻人自我的树立律
己的原则和主敬仗义的精神。从这些资料中，我们也才能产生海内外华人之共识。我主张
多采用作小学中学内的国文教材。既称为「用」，则可以接受过去的安排，不必另造成系
统，指定解释的权威。这些资料的引用，当然要有选择性和适应性。我们当然知道今人无
法守「三年之丧」，也不能动辄「触槐而死」，也不能因人家「日进车骑美女」即仗义轻
生。我们要知道时至今日，在美国教堂里做礼拜，牧师与信徒读「摩西十诫」，犹且将
「你不当觊觎邻人的妻子」和「你不当觊觎邻居的牛」说在一起。我曾亲耳听到一位「星
期天教师」（sunday school teacher, 当成人在教堂礼拜时在隔室以基督教义讲释于孩童
前的教师）说及，当她讲释耶稣教人被旁人批颊时，可以另颊请他照批一节曾引起孩童的
轰动。他们都说要是被人欺负而不还手，他们的父亲将会不理睬他们了。此中包括一个言
辞与习惯的问题。以纪律约束自己的贪枉和替对方着想都是基本原则，如何实际运用今昔
环境不同。


六、「用」必须因「体」而调节

　　从最长远的眼光看来，中国历史之发展以公元前因环境需要构成政治上的初期早熟，
所有文化上之传统即在此时具定型，所以我提出的古籍也以此期间为主。冯友兰着《中国
哲学史》即泛称秦汉之交以前的四百年为「子学时代」，收获最为丰硕。兹后自董仲舒迄
康有为前后亘二千年统为「经学时代」。此期间的学者大体只重新解释经典，无非「旧瓶
装新酒」。他不可能对这段时期特别推崇。

　　「中国在许多方面不如西洋，盖中国历史缺一近古时代，哲学方面，特其一端而已。」
我读来深具同感。上文提及二千年来法律既无新创意，经济进后反退，政治思想里即不可
能有划时代的突破，总之即无法避免官僚政治的体系。宋儒所提倡非只个人之修养，他们
以为用宗教式的虔诚感应，透过正心诚意，即可以治国平天下。因为物有阴阳，气有清浊，
即反应而为事有正邪人有善恶，或依「天理」或循「人欲」。因之将所有的技术问题说成
一个道德问题，导引出来「君子」与「小人」之争。至此将伦理之理、心理之理、物理之
理和地理混为一谈，用美术化的方法互相影射。我已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书内有专
题的批判。李约瑟博士也早已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卷二说及此种见解，在尚未产生一
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总之其结论则是
「不能用数目字证明」。我尊重各专家从心理学的立场研讨理学可能的功用，或从社会学
的立场分析理学家之背景（即李约瑟批评理学和《易经》，也要经过研读的阶段）。可是
我不能从长远的历史眼光看来，承认宋元明之理学是推进中国之工具，尤不能相信它代表
中国人之民族性格。

　　明代心学最高峰以王阳明为代表。他否定知识出自客观，他的囗语为「天下无心外之
物」，其所牵涉我已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述及李??时提及。最近蒋介石之文件公布，
内中表示他本人受王之影响极大，（因之台北的草山经他住过即名为「阳明山」）王阳明
之「知行合一」被蒋更推进一步，成为「不行不能知」。蒋之领导抗战最先无全般计划，
无预想出路，无友邦支援，无财政预算，只以被逼不已，挺而走险，企图死里求生，虽处
旁人感到绝??境界而始终不承认现实，而抗战也终因此获胜。我已从《从大历史的角度读
蒋介石日记》里推崇他的度量与气魄。可是我仍只能承认他的倚藉是一种革命心理，他自
己也认为这是一种行险侥幸的办法（他自称「瞑眩疗疾」和「孤注一掷」）。所以我不能
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哲学。我对王阳明的看法，亦复如此，「天下无心外之物」过于主观，
不能构成共识，而终明代王学也只能产生一种分裂的作用。

　　在叙述经学时代时，我接收冯友兰的见解，承认中国哲学家并未在这两千年内打开出
路。当然这样的否定，并非绝对。中国人创造的佛教教义透过天台华严诸宗以「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作为团结的力量，不能抹杀。即不能极度的恭维朱熹与王阳明诸人，也并不是
要将他们的名字，摒除于中国通史之外。只不过阐明他们未能在官僚政治之外另辟途径，
中国才在二十世纪须要全面改造，推其因果时我们只得借重西欧的科学家，而在体制上讲，
中国之现代化与西化区别至微。

　　倒是在改造的过程中传统精神再度活跃。蒋介石手订的《军人读训》（一九三六）之
序提及：「如何而后可以保我祖先遗留之广大土地？如何而后可以保我繁衍绵延生生不息
后代之子孙？如何而后可以保我国家独立自主之国权？」已经标榜着一个作防御战，在血
缘关系下求永存的宗旨。他所作对联「生活之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之意义在
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一九二四）则更有一个超过民族主义进入世界主义的趋向。毛泽
东虽自承为马克思的信徒，动辄标榜阶级斗争，在他不经意的时候却流露着他所受传统教
育的影响无可推卸，有如不受逻辑拘束的「愚公移山」，和他所作诗「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以美术化的方法和道德观念支持革命的实践。邓小平之趋向人本主义的
表现更为明显，见于他的囗语，也见于他的生活照片。中国的长期革命是传统精神持续
的发扬之后果。

七、结论

　　西方因受宗教上「原罪」(original sin)观念的影响，承认人性为恶，自柏拉图(Plato)
至奥加斯汀(St.Augustine)都否认人间可能有至美至善的组织。所以民事政府不过问个人
良心之事，只规约各个人不侵犯旁人，对公众也只尽有限的义务，其他忏悔赎过良心上之
事概由教堂处理。这种有限度政府(limited government)平日干预各人生活不深，技术上
之能力反繁复。一方面也是由于经济发达，凡民事都可推送到货币头上去。政府只要制定
税收条例，利息限度，工资与雇佣关系，遗传与破产程序等等，即已大致完成其管制之职
责，无须事前干预各人行为，至私人之争执更是法庭之事，一般情形之下无须普遍的使用
警察权。

　　但是这种体系及其日用之规范，经过几百年实用而成，而且近身之改革无日无之，有
时反覆修订。中国放弃传统昊天明命的皇权，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结构，和民间彼此
放债收租的习惯已经在民主与自由的途径上猛进一步。今后的修订还待两种思想体系琢磨
切磋而成，尤待经济继续发展构成多边社会之需要而定。此时如放弃精神上之力量和人本
主义之精萃，一意在抄袭西方，尤以在大陆法制尚未完备时，各人即在争取个人主义之权
益，都只会迟滞民主与自由的展开。我在一九八九年北京版《万历十五年》之跋内提及
「西方所谓自由与民主都是抽象的观念，务必透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历史上的因素才行
得通。英国之民主即不可能与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国之自由也与美国的自由有差别」即
沿于此理解。

　　不仅如此，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精神尚有它特殊的任务在。

　　现今在台湾、香港及中国大陆构成的经济体系都具有西方现代商业之规模，也都取利
于各处价格之不平衡，也都具竞争性格，因之也被西方若干人士嫉视，堵截中国和拆散中
国之提议由此而起，虽为极少的人士提倡，却深具危险性。现今之工商业一经展开即无法
遏止，我在写这篇文字时大陆农村内剩余之人囗趋向城市就业的以数千万计（德国及挪威
工业化时此等剩余之劳力以向外移民解决）。我们企业进入二十一世纪，他们则挣扎着进
入二十世纪，以这问题之大，不是我们置身于香港台湾甚至日本和美国即可以处于事外的，
也不是军事力量可以阻遏的。惟有疏通今日城市中经济方面前进的部门，才能舒展内地落
后的部门。诚然世界之资源以现今分配的方式不容再高度的竞争，可是这不是一个可以用
战争解决的问题，即使中国的问题不计，世界上还有近一半的人囗，他们也希望进入二十
一世纪，他们也可能受到压力全面改造，采取工商业体制。

　　这样看来世界各国全面目竞争的局面已成往迹，今后各国衷心合作成为不可避免的途
径，操纵阳光的能源，改造地形，修整工业对环境的污染破坏都是超过一个国家能力的工
作，都需要大量投资也都可以在分工合作的条件中赋予先进国家及改造过程中的国家如中
国全面雇佣的机会。

　　古人说「继绝世举废国，柔远人，来百工」虽然免不了自高的语气，却为其他世俗文
学里所无，只有宗教的经典里才有类似的说法，尚且未曾说得如是剀切。今日中国为着本
身之安全和对全人类的贡献都有继续着此传统之必要。可是将这些响亮的名目付诸实施前，
台湾海峡的两岸三方务必增强互信。过时的名号如「共产」可以就此放弃，打破马克思不
能评议的禁忌。以历史代替意识型态，也就是接受历史的仲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