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上)之一(黄仁宇)

如何确定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上)

　　　　　　　　　　　　　　　　　　　　　　黄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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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确定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编者按）：黄教授为著名历史学家，曾任教于纽约大学历史系，尤精于明史。主要著作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本篇论文原为在台湾发表之演说稿，亦为黄教授首度在网络杂志发表之文字。

　　　　　　　　　　一、　导言

　　大约距今约一百年张之洞作《劝学篇》（一八九八年刊）内中提及「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上的根据。

　　一百年后我们的食衣住行，对人态度、社会习惯，以及日用词汇，都与晚清末年有了至大的差别，看来接受西方的经验多，全部因袭于传统的有限。这并非我提倡应当如此；而是实际的发展确已如此。

　　况且我们所引的「体」与「用」也与前人所叙不同。在我看来，体是组织结构，对一个国家讲包括政府行政系统，及于修宪与选举，军备与预算等等。就此看来，今日也仍是受西方的影响大，保留旧有的习惯少。即是今日之悬挂国旗唱国歌参加国际会议与竞技比赛，都与体制有关，也都与西方习惯衔合。唯独「用」乃是精神与效能的发挥，反可以保持中国人的习惯与长处，作到张之洞所谓「知本」。

　　一百年前若有人预知今日中国效法西洋的程度，必定会蹙首长叹。这也是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作界限之用心。殊不知我们所谓「西学」，大概不过现代的思想与技术，绝大部份只在近五百年内发源于西方。即是西方每一个国家从「朝代国家」改造而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亦即从中世纪社会进展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也都要经过一段折磨，也都曾在弃旧从新的过程中感受到体用间的彷徨。既然如此，我们早已毋庸为著「华夷之分」而踌躇。今日位送孩子上学，也必叮咛他们注重外文，接受西方的自然科学不算，还要在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诸方面迎合西方的新思潮。课后也在打棒球、学芭蕾舞、娴习西方乐器，而海外华裔人士之出人头地，也在这方面出类拔萃的为多。这样看来更只有适应潮流，只能体会古今之不同，而无从重视中外之别了。

　　然则中国传统之长处、宗教思想、伦理观念作人处世的宗旨应当放在甚么地方？

　　我的建议：在答覆这问题前，先将中国历史参照西方政治思想经济原理作整面目的全幅修订，看清中国受过西方冲击，百年奋斗后实现现代化之由来。此中结论，必会表现一个新国家之形貌。有了新体制之轮廓，才能决定发扬传统精神之出路。我的看法是中国长期革命业已成功。我们同意于张之洞的看法：既要「知本」，又要「知通」。可是在正反前后的程序上接受现实。先有现代化，才能发挥精神与效能。此即「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旨意所在。

　　二、　中国需要大规模改造之由来

　　二十一年前我和李约瑟博士合著的一篇论文，题为「从技术的角度解释：中国社会之特徵」（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 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在香港及罗马两地出版，后经李公于一九九一年作最后的一次校订，将刊于李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七之结论部份，我也和李公生前有约：彼此在发表书刊时，均得引用此文的内容。「社会之特征」文内提起：中国在公元前，即因防洪、救灾、及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之侵犯，构成一个统一的局面，以文官治国，实行中央集权，可谓政治上的初期早熟，这种发展构成中国文化的灿烂光辉，可是也因为如此，日后中国人须要付出至高之代价。

　　这种说法以地理、地质和天象学的观测作根据，再与古籍对照，以期无所偏激。防洪的原因，出于黄河流域的特殊情形。原来黄河中游正是公元前一千年至五百年中国人文萃荟之处，当中也正是一段广泛的黄土地带。黄土（loess）主要的由风力推运而堆积，因之颗粒纤细，于是黄河也经常挟有大量泥沙，一遇湮塞即有冲破河堤构成灾患之虞。抗战之前夕，一个夏季期间之观测，发现黄河之含沙量达百分之四十六，陕县附近一支流，多至百分之六十三。我们再翻阅《春秋》，看到公元前六五一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盟誓之中有「毋决堤，毋曲防」的辞句（各书记载字句不同，但大意彼此符合）。《孟子》一书中即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孟子自己又对白圭说警告他勿以「邻国为壑」。可见得大规模防洪，即须较有力之中央威权，至秦始皇统一全国，碣石颂功，自称「决通川防」，更称秦为「水德之始」，见于《史记》。这样看来，因著自然环境之需要，中国早在西元前二二一年的统一，已带著强迫性的力量了。

　　水患之外，中国又常遇及旱灾。原来中国的季候风属于「气旋风」(Cyclon-ic)的性格。这也就是说：夏季由菲立宾海向中国大陆吹去的水蒸气，全靠由西北吹来的旋风(cyclone)将之升高，湿气才遇冷凝集为雨。这样一来，农作物需要的雨量，全待两种未知数之邂逅而定。如果两种气流一再在每处上空聚头，该处必有水灾；反之若是两者经常错过，则成旱灾。根据《古今图书集成》及以后连续的记载，自汉至民国凡二一一七年，古籍载有水灾一千六百二十一次，旱灾一千三百九十二次。有时水旱并至，其情形见于中央政府的记载。即美国中央情报局观察中国的报告，最近情形仍是如此，我们可以想见《春秋》里面说及因「背曜」或「阻曜」而发生的军事冲突，内中亦有天灾频仍的原因在。只有较大的国家，掌握著不同方面的资源，才能在救灾方面应付自如。梁惠王见孟子，即自称「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表示著这样的情形。同样局面之下「隋民绥，楚之赢」更把小国和大国间的利害说得透彻。这样看来始皇统一中国之前战事越来越剧烈。更追溯几百年的历史倒看回去，春秋时代之一百七十国归并而为战国之「七雄」，而最后构成秦汉之大帝国，都与上述天候地理的背景上之要求符合。

　　这还不算，此外「十五寸同雨线」(15 inch isohyet line)也要使统一和集权不能避免。(iso「相同」，hyet来自希腊文huetos,为「雨」。)前说之气旋风，也仍受亚洲大陆的限制。因著这限制我们在中国地图上可以画出一条十五寸同雨线，北方与今日之长城大致符合，西方则经甘肃青海而抵西藏边境。凡线之以南以东，平均每年至少有十五寸之雨量，可堪耕作，线之以北以西，则低于此最少的数量，少数民族只能以游牧为生。而这同雨线也是胡汉之分划和少数民族及多数民族几千年长期交兵之处，而尤以气候干旱和人口过剩时尤然。少数民族有无须动员的便利。凡马背上的牧人皆为骑兵。多数民族则须征集兵员，改变生活方式，普遍的抽税筹饷。这样也使中央集权的局面不可少。《史记》称秦始皇「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蓠，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近人谓「先安内而后攘外」，同有这背景作陪衬。

　　因著以上的原因，青铜时代刚一结束秦汉型的大帝国即开始出现，以致下层无从产生地方性的组织制度，有如各处不同的习惯法。睽诸西欧尤其是英国的例子，各部落先有其「部族法」(tribal law)，逐渐互相融合归并，则成「普通法」(common law)，再经过切磋琢磨，才成为现代法律，因之吸收了各地各时不同的人文经验。中国政治的初期早熟，即湮塞了这种进步的机会，汉之「九章法」经李唐王朝袭用则为唐律，经过朱明王朝仿效则成明律，再赋以极少量的更革则成清律。其间二千余年法律的沿革未变。这也就是说：因为政治上的初期早熟，中国只能用社会上原始而简单的因素作全国整齐而划一的标准。

　　中央集权愈甚，社会之发展愈受拘束，其情形不能在本文内详细的阐释。我所在台湾发表过的书刊，如《放宽历史的视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以及《中国大历史》对当中各朝代的情形有比较切实的分析。而中央集权至明太祖朱元璋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我所著的《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与税收》，刻下尚无中文版，但已由费正清教授在他的遗著《费正清论中国》里作有整五页的介绍，可以暂时承乏。我尚要在此重复补充加强的说出，则是此书虽著重于十六世纪的情形，然则明代财政设计对上表示向王安石变法的一种反动，向下因被满清承袭而影响到二十世纪，在中国历史内之重要性不容忽视，亦与今人有关。

例如：

●明太祖对国内官员训话，指斥历代治财能手如桑弘羊、杨炎、王安石都是「聚敛之臣」，也都是坏人。他自己的政策乃是「藏富于民」。自此将唐宋以来扩张性的财政税收反拨而为收敛性。宋代向经济科技最前进的部门看齐，著重开矿、铸钱、造船、发展纺织业。明代向落后的部门靠齐，著重农村内的「里甲」和「粮长」。

●朱元璋登极后于一三七六年至一三九三年间举行四次政治上的大整肃。最初造成谋反及贪污疑案，然后株连人众，罗网越张越大，据《明史》估计因之丧生者十万人，包括高级将领、政府官僚、地方绅士、家族首长和寻常百姓。经过整肃后全国拥有田土七百亩以上的共一四三四一户，其名单可以呈御览。因此全国户口，大抵为小自耕农。可以水平地课以极低的赋税。

●明制税赋虽轻而人民仍派有无数差役。如政府内之书手、斗级、（仓库内之出纳）皂隶与门禁均由纳税人承当。兵员既有卫所内之「军户」充数，为政府煎煮食盐有「灶户」，看守王府陵墓有「坟户」。而衙门所用文具纸张桌椅板凳一概向民间无价征发，及十五世纪后期之后用银，各种账目又极力归并，其情形仍极散漫。甚至一个卫所（有如独立旅司令部）受十余个州县供应。一县亦同时向数个或十数个开销机关提供给养。全国盖满著如是重复而此来彼往的供应线。凡服务性质之事业如交通通讯保险等亦无法展开。

●政府既无意为人民服务，其衙门职责尽在管教，以维持传统「尊卑、男女、长幼」之社会价值，威权在在赋有道德之名位，不由分辩。又加以缺乏健全的司法制度，权利与义务无从互相监督。所谓「贪污无能」，并非时下西方所谓「腐败」(corruption)，而系整个系统设计差误。只能在承平时保持全国表面上之对称与均衡；一遇变数，即产生「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之状态。

●明制赋以极少的改革，为满清袭用。至朱元璋开国时执行一度土地丈量外全国即无整面目之丈量。张居正曾于一五八零年以万历帝朱翊钧的名义通令全国丈量有意改革，功未成而身殁。清初康熙帝亦曾主持丈量，终无成效。清代土地税之总额亦缺乏伸缩性，所增数额不敌通货膨胀。迄至鸦片战争时，清政府仍无中央银柜。迄至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爆发时，李鸿章所筹办之北洋舰队仍赖各省零星接济。及至抗战前夕，多数地区所收土地税仍根据明代底账。

●朱元璋藏富于民的著想亦事与愿违。他的设计固然足以防制大地主之出现，但是同时也阻止了工业化之前的初期存积资本。而且并非在大多数小自耕农的体制下「剥削」即能杜绝。稍宽裕之农户，稍有储蓄既无处投资，而穷困之户口亦无他处可以借贷，于是放债收租及于远亲近邻，造成中国近代史之悲剧，使多数人口追逐小块土地之收获，只有人口高度增加，无法提高工资，改进生活程度。

　　总之财政税收上供军队政府，及于国家之高层机构，下达闾阎里巷，也与低层组织接触，其本身即为上下间一种法制性之联系。所以这样一个剖面不仅代表岁入度支细民生活，以明清体制之特殊，尚且反映当时政治思想与社会型貌。此种组织方案由朱元璋一手创成，然则归根亦仍是亚洲大陆天候地理之产物。以赵宋王朝之锐意维新，终因地形限制，官僚政治阻挠，金融经济无从全面展开。尚 不如北方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直接以农民供应牧民，反而直接了当，构成全国皆兵，简单混一，以至战无不胜。明太祖惩瑟前弊，以上业已提及。其敷设能前后维持逾五百年，亦值得注意。

　　可是在全世界发展的过程上讲，其所设施不仅为反动，尚且绝对的不合时宜。明代中期以后欧洲开始现代化，造船与航海事业，有了长远的进步，科技日益发展，国际接触频繁，各国亦逐渐由农业体制进展到商业体制。中国反在此时期内坚持内向，采取非竞争性之立场，宜其以后受迫遇窘。现代经济手腕在利用各地之不平衡，中国则预先造成人为的平衡，只重原始式之生产，不重推销分配。 现代之财富不限于可以在农村内屯集之资源，而系一种赋有公共性格的经济权力，可以继往开来。明清之中国人无此观念。

　　所以近百五十年之中外冲突无不与此体制有关，也因之牵涉到政治思想。及至日本完成西方式之现代化，也加入逼迫，导致八年抗战。抗战刚结束，内战继起。这都是洪荒以来所未有的事迹，在现代历史里也少见。抗战刚开始时，胡适即说中国尚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以罗斯福对中国之同情，他也说中国尚逗留在十八世纪。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更在他书中提及「中国若不改革， 只有灭亡」。瞻前顾后我们方始了解中国需要全面目大规模的重造，有几百年堆砌著的原因，而借著这撼天动地的局面完成。反观明代的财政与税收，更可以使我们领悟到问题之症结。这改造的程序却超出中国传统历史的规范。所以我提议就教于西方学术上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