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诗歌——评熊鉴诗
西安•王中陵
第一次见到“熊鉴”这个名字是在同事的书架上，翻开《路边吟草》便放不下了。承主人慨允，借给我看几天。便连白带夜，把近半本书抄了下来，可见其诗作对我心灵震撼之大。
为筹办五月份举办的熊鉴先生诗歌研讨会，受《雁塔诗词》学会委派，我选了熊鉴先生的几十首诗供诗友们研讨时参考之需。选毕，寄呈岭南征求先生意见。先生在覆信中谈到：“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贪污腐化、巧取豪夺，种种坏事？都是由于缺乏人性。因此要做诗人首先得致力于恢复人性。作诗的主题也应该是呼唤人性的回归。世界上只有人性当道，兽性潜踪，文明才能发展，民主才能实现。”先生认为诗人的责任就是呼唤人性、恢复人性，可谓一语中的。只有人性回归，才是医治我们这个社会的根本所在和当务之急。
欲学做诗，先学做人。做人难，难就难在保持自己的“人性”不被身外之物侵蚀变质或竟泯灭于无。有个老笑话说饥猫与饿虎相遇，猫问虎曰：“吾以不得食饥，汝何委顿至此？岂亦乏食耶？”虎曰：“吾向以人为食，近来旷观当世，竟没有一个象人的，叫我从何得食？行将饥饿以死矣。吾乃如是，若汝向来所食者，鼠耳，世上无人，岂亦无鼠耶，何亦颓唐至此？”猫叹曰：“世上非无鼠，鼠且甚多。无奈近来一班鼠辈，极会钻管，一个个都钻营到拥居高位，护卫极严，叫我如何敢去吃它！”这是吴趼人光绪年间发表在梁启超所创办的刊物上的一则笑话。虽是笑话，揭示的却正是人性泯灭和兽性当道的必然结果。若论人性遭荼毒之登峰造极，当属文革：“虎豹高踞庙堂，蛇蝎横行闾里，”“令儿女摧残父母，将兄弟化为主奴”（《路边吟草•十年“文革”祭》）。熊鉴先生吟道：“无是非之心，固非人也；抱匡扶之志，其有罪乎？明哲保身，读书安用？”“澄清往事，传后世以真情；警告来人，鉴前车之覆辙。口诛笔伐，使鬼蜮无所遁形；短哭当歌，愿士庶聊当泣血。”呼唤人性回归，缘于魑魅魍魉之猖獗。吴趼人撰的笑话，历时弥新，于今仍不乏其现实意义。人性才是诗歌永久的灵魂。
三个代表，举国沸腾。新闻出版署原署长杜导正先生认为：“现在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宣传大多是从口号到口号，从概念到概念，从抽象到抽象，进行概念的解释，谈不到创新。”（《南方周末》2003.2.27）很有见地。有学生问我谁是具体的反腐败代表，我就答不上来，很是惭愧。与“人性”背道而驰的是奴性，屡经洗脑交心，人性流失甚于水土，吠声吠影；见惯趋炎附势，奴才兴旺不让厕石，人云亦云；熊鉴先生的诗“上感国变，下哀生民”，“我心写我口，”不屑表态文化的耳提面命，更与自虐型的秽物绝缘，岂肯为王前驱！要张扬人性，当务之急是提倡独立思考。何谓“人性”？何谓“天良”？不就是不受污染的赤子之心吗？有了独立思考，才能有人性的回归，才能见别人所未见，说别人所未说。
在国人的政治生活中，有许许多多曾喧嚣于一时的霸道话语，经几十年如一日的强灌硬浸，有些已是沦骨挟髓，沉淀凝固，化为国人血管的深层组织了。要正本清源谈何容易？！既须学力，尤须勇气。熊鉴先生不避雷区，在这方面作探索先行，其成就和影响是有目共睹得到公认的。
如“统一”一词，究其历史真面目，本是个争正统充满血腥气的政治术语。基本上与逐鹿、争雄、问鼎、征服、打天下、家天下就是同义词。“新主登基旧主亡，一场革命便收场。苍生不谢朱皇帝，花鼓依然唱凤阳。”（《故宫》）“天王绝技是装神，天国诸神又不仁。争夺哪关黎庶事，黑心人杀核心人。”（《读史胡思》）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以暴易暴，成王败寇，与普天下苍生的根本利益有甚相干！可笑诸多历史学家却认为凡是统一就应予肯定和歌颂，大加顶礼膜拜。说他们是靠研究历史做学问吃饭的，倒不如说他们是靠大捧“统一”臭脚为谋生之道更确切。对秦的统一，熊鉴写道：“天下若非秦一统，文明早已胜西方”。在秦统一之前，早有过周天子式的“统一”模式。倘非韩非的刑名之学培育了一味依仗武力，一味嗜杀的嬴政，以人为本的杨朱学说和孔孟之道（不是后世沦为工具外儒内法、外圣内王的所谓“孔孟之道”）若能成为统一天下的理论核心，先秦诸子学说百家争鸣的景象也许就不会成为遥远的绝响。若论秦的统一，那时全国人口约为2000万，被征发去修建宫室坟墓的高达150万之多，若再加上为其守边筑城服杂役的，高达300万。这么一个大规模大搞恐怖以维持其统治毫无人性的东西，今日竟被捧成“英雄”歌之颂之，人性何在！？什么时候，这天下不再靠“打”来统一，唯凭公民理性的选择，我们才能说，人性已站稳了上风。
再如两个“文明”，为了建设两个文明，多少年来，天女散花般地树立了一批又一批的文明样板和英雄典范、学习榜样。效果如何？有目共睹。从对成克杰、胡长清、慕绥新等热衷于创建文明的头面人物的评价来看，老百姓似乎有失忠厚：“白天文明不精神，晚上精神不文明”。慕绥新之辈上中央党校期间，有的带着一个写作班子替他们写作业，写论文，有的还能在上课期间数次飞赴澳门以捐税人的血汗钱作几千万的巨额豪赌。如此充满特色的学习环境算是哪一类“文明”！真令天下莘莘学子望“门”兴叹！“万家包拯皆怀古，一个雷锋独步今！”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古风只能从书本上去领略了。代之而起的是防盗网、防护网业的日益发达和防盗材料、防盗性能迅速的更新换代。每当更深人静时分和曙色将临之际，那陡然间惊天动地的一阵阵金属碰撞声和随后此起彼伏的哐噹哐噹与街道上匆匆而过火急火燎连续不断的警笛合成一片，真令人恍如隔世，今夕何夕？身在何方？这等“声情”并茂的景致恐怕与任何文明都不相干。以捣开铁屋为已任的鲁迅先生倘还在人世，对此当作何想？目之所及，满眼都是巧克力和鲜花饼的诗人有福了。倒底什么是“精神文明？”没有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的文明是什么文明？问之于以宣讲“精神文明”为业，舍此再无谋生之道的理论专家，怕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依我看，“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好，勿强加于人，”足以涵盖“精神文明”的全部内容。各级公仆若能做得到这17个字，不知能省下多少银子可移作医愚启蒙之用。“谠论不曾蒙上赏，谀词只合长歪风。”（《参加海丰诗社成立十周年庆典》）世风日下，就是因为谀词太盛，才使一些握权者受到鼓励敢于放开手脚甩开膀子大干，予取予夺为所欲为先腐起来。倘无人性占据要津，便无政治文明可言，其它虚有其表的各色文明也只能如过眼烟云“天花”烂漫。
再如“人权”与“主权”，孰重孰轻？“国库空如洗，苍生累世贫。养军逾百万，所护是何人！”（《哀北朝鲜饥民》）在以人性为本者和唯龙恩是望者的眼中，人权与主权孰轻孰重的分水岭仍然是“人性”二字。历史进化到如今，尚有不知“君为轻，民为重”古训的自虐者，实在是人心不古。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两面大旗，老佛爷当年也是一度颇为钟情，用它来鼓励义和团“爱国”，以血肉之驱迎战八国联军的枪弹，为“孤家”保驾护航。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日本天皇，斯大林新沙皇及今日之萨达姆也都是挥舞这两面旗帜对内残民以逞，对外扩张侵略的高手。说到如今的伊拉克，那是一面镜子，照得出各色中国人的脸。恨不得插上双翅飞赴巴格达“扶油瓶”，当个人肉盾牌者有之。隔岸观火，拍手称快者有之。同病相怜兔死狐悲者有之。不偏不倚各痛骂一顿者亦有之，相距千万里，保险系数总是相当大的。五色令人目盲，一时弄不清谁是人人可以得而诛之、祸国殃民的窃国大盗，原不足怪。但若与乌代、库赛保持一致，就连SaDaM那几个背叛他的亲生女儿和乘龙快婿也会不免遗憾的。黄狗偷食，白狗遭灾。有谁可怜伊拉克的百姓呢？他们不但要承担国际社会长达12年的制裁压力，还必须100%自觉自愿地支持SaDaM对自己的奴役。在无所不在的SaDaM巨幅画像下，凡事先入为主的水均益从SaDaM的子民口中又能筛选出什么样的结论呢？看水均益手持麦克风煞有介事的严肃表情，不免替他的幽默才能感到可惜——新闻采访也有娱乐功能。关于人权与主权，熊鉴先生写道：“旧制绵绵一脉传，君尊民贱五千年。岂容黔首闻朝政，只有皇权算主权。”（《主权论》）“最怕人权超国界，帝王神鬼一锅熬”。（《历史的慨叹》）孟子的“避水火”观虽古老却也现代，正是能戳穿这类假狭义的“民族主义”，伪冒的“爱国主义”掩饰独裁专制面具的利刃。国家本是人民实现自己幸福生活的工具，对这个工具，不问其是否真能为天下苍生造福，却以分裂或统一作评价标准，实在是为皇权专制服役的谬论。南北朝鲜的现状足以说明这一点。对这个工具，老百姓万万没有“爱你没商量”、“只爱你一个”、“爱你爱到死”的道理。“从来奴隶无家国，却把兴亡寄匹夫。”（《天下兴亡匹夫何责》）“古今中外有奴隶主的国，封建主的国，军阀的国，法西斯的国，在这些国度里，奴隶仅仅是统治者的生产工具和保卫他们的机器，奴隶的自身都属奴隶主所有，哪有什么国。只有人民拥有主权的国才值得诗人的爱。诗人不应该号召奴隶去爱奴隶主的国，而且有责任唤醒奴隶的自由民主意识。不要因一己之私去为虎作伥。”（《路边吟草•二辑后记》）
皇权专制是由在上的专制主义和在下的奴隶主义合成的。专制主义滋生奴隶主义，奴隶主义巩固专制主义。诗重“味”，放眼如今诗坛，确如北大孔庆东先生在《腐败的旧体诗》一文中所批评的：“……而今，旧体诗却散发着一种严重的腐败气息，在根本没有人要求它摇尾乞怜的情况下，自己担负起严重的风化使命……”。反腐败顺口溜的盛行和手机上反腐败短信息的火爆便是反证。再如百般钟情于“主”旋律，匍匐作奴才状，以写主旋律歌词为生，恳请让专制帝王再干100届500年的那厮，除了肉麻，哪还有半点人味儿。那些以御前行走自傲的所谓诗坛泰斗的大作，与张俊以之辈相较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耳。
再如“民主”一词，陈独秀在晚年看到他引进的德先生被斯大林解释为“无产阶级独裁”、“无产阶级专政”，不由得痛心疾首，进而大彻大悟。在中国思想界，“中国的民主”大行其道。按王思睿先生的研究，“中国的民主”可以同时表示三种截然不同的涵义：同种民主、另类民主、伪冒民主。伪冒民主又可再分为口是心非式和指鹿为马式两种。（《战略与管理•为什么不是“中国的民主”》2002.第5期），若以“人性”二字验证民主，胡适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统治方式，似与老百姓贴得最近。注重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没有不关心普世价值民主的。熊鉴先生警告说：“最近，诗坛中出现了为封建主义服务的‘温柔敦厚诗教’‘画皮’的怪事，公然向民主挑战，诗人和读者们警惕啊！”时时刻刻关心普世价值的民主而非伪冒民主是诗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被称为金刚怒目式诗人的熊鉴先生写道：“语多针砭欠温柔，难怪高人笑末流。心血只为黎庶呕，此情焉可动王侯。”（整理《路边吟草第二集》）“言志言情三百篇，诗源本出自天然。何时学说奴才话，硬把温柔作教传。”“枉教臣妾学温柔，万岁曾经叫破喉。无奈君王不敦厚，朝为宠嬖暮为囚。”（《批温柔敦厚诗教》）字里行间闪烁着的，依然是人性的光辉。完全可以说，人性是真假民主的试金石，也未尝不可以说，诗重“味”之味首先是“人味”。
巴金老人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多少年了？这个对“人性”的迫切呼唤竟至今得不到先进文化代表们的一瞥。熊鉴先生在《十年“文革”祭》中对反人类、反人性、神人共愤的文革毫不留情地口诛笔伐，既痛惜人性之堕落沦丧，复痛恨兽性之残忍歹毒。匕首投抢，字字血泪，无不是人性的急切呼唤。种瓜得瓜，种“斗”得“斗”，看今日伪劣泛滥、诚信失位之种种怪现状，不正是当年对人性进行围剿“改造人”的必然恶果吗？倘无以人性为本的先进文化的支持，宪法便是一纸空文，宪政更无从谈起。因为宪政的实质正是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个人权利的。
以人为本，以人性回归为主题，看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或现实题材便会有与众不同的视角，腕下流淌出的就会别有一番味道，如写香港回归：

闻道弹丸入版图，小民惊喜又长吁。百年好汉堪雄矣！天下苍生果利乎？
免聚鹿台遭劫火，幸从沧海得遗珠。商盘周鼎无寻处，拾粒芝麻也自娱。

1941年4月，正当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时期时，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其中有“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一纸就把面积相当于1500多个香港的“外蒙”出卖了。斯大林声称：“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港也是我们的，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费•丘耶夫《同莫格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版）中国领土由清朝康雍乾时的1300多万平方公里萎缩成960万平方公里，稍读过一点近代史的人都应知道这是拜谁所赐。熊鉴先生说：“捡粒芝麻也自娱”是言之有据的。　
再如写长江洪水：

洪流滚滚下岷峨，血肉难当万里河。半是忠魂半冤鬼，可悲可泣不能歌！
年年看惯水成灾，不问灾从何处来。烂额焦头蒙上赏，徙薪曲突是庸才。

以抗洪抗灾为题材之诗作如汗牛充栋，熊鉴先生这一首与众大是不同。洪灾之下，首先应予关注的是灾民的生命，我们的媒体却不问灾从何处来，一如既往热衷于“把坏事变成好事。”灾民的苦难反而成了地方官员立竿见影变成“英雄”、“救星”、“爱民如子”、“施德政”、哗众取宠捞取政治资本的良机和道具。更有一类热衷于就此顺势制造光辉形象以掩盖自己治下豆腐渣工程，逃避追究者尤为可憎。灾民不幸官人幸，立刻成为大救星！无意于曲突徙薪，以致可歌复可歌，可泣复可泣，形成了一个极为怪异的循环魔圈。人道何在？对此怪现象洞若观火予以揭橥的诗作，何其少耳！
再如写登八达岭：

平生最怕上长城，怕惹陈年吊古情。胡马几番蹂晋宋，神州两度陷元清。
农奴往昔留奇迹，嬴政如今享盛名。到此何心称好汉，秦砖块块骨烧成。

秦始皇与孟姜女一案本是早有千古定论的，今人硬要与始皇帝保持一致，大唱“万里长城哭不倒”，与孟姜女那可怜人儿过不去。以信奉阶级斗争学说，“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老三讲标准判断，其阶级立场显然不在受压迫的“贫下中农”这一边，不但口是心非，而且有趋炎附势之嫌。

吊张学良：
为囚五纪得长生，身后纷纷谥令名。功狗成群投汉鼎，迂儒接踵赴秦坑。
新朝早有和戎策，旧迹犹存捉蒋亭。万岁声中君梦醒，何须巧语作歪评。

写屈原：
怀才不遇有何伤，济世何分父母邦。夫子途穷犹去鲁，灵均终恋楚昏王！

写现状：
年年研讨听陈腔，一疋黄婆裹脚长。阴暗面须严掩盖，光荣事必广宣扬。
推心情可通猫鼠，执法刑难制虎狼。地塌河枯天会管，人人都为发财忙。
（《某公在诗词会发言》）

有人惋惜熊鉴先生诗中负面的东西太多。在今天，你有批评任何人的权利，但你也有支持公民表达思想的义务。诗人是社会良知的传感器，理应如实反映社会的方方面面。诗人如果一味排斥负面的东西，便是放弃责任。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媒体对政府官员无不虎视眈眈，把这些政要的阴暗面分分秒秒地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哪壶不开提那壶”。其社会稳定性如何？其国民可曾被烙饼似地反复运动来运动去没完没了？英国自1688年革命迄今社会一直很稳定，老百姓过日子不受干扰，美国社会也同样。有那么多的传媒热衷于关注政要们的“负面”，哪个公仆还敢干违宪的事？
如写美国克林顿总统因绯闻向大陪审团作供：

荒唐此剧太荒唐，元首拈花犯纪纲。下国法能绳猛虎，上帮教只化驯羊。
传闻嬴政如骚狗，又说隋炀是色狼。都是圣朝天子事，小民谁敢乱宣扬。

口含天宪，以国情为借口，行拒绝民主之实，必被世界潮流所淘汰。
最近，胡绵涛总书记在纪念1982年宪法通过20周年的讲话中说：“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在立法过程中充分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自由权利，坚决纠正违宪行为”。大象无形，大音稀声。这看似平平淡淡的54个字，实在是字字千钧，石破天惊。我认为这是继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以来最重要的讲话。监督机制不健全的宪法形同废纸，监督程序不明确的宪法也无法成为立国的基石。依“法”治国其实应该是依“宪”治国才准确。回首共和国几十年来的灾难，无不是违宪的结果。胡总书记这番话可谓是震聋发聩匡扶正气之声。唯有“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十六大报告》）唯有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意见权都得到保障，人性才能有健康成长的环境。与邪教同义的个人崇拜（PERSONALCULT）才能得到彻底清除，寿终正寝。
江婴先生评论诗歌爱用“含金量”作量化标准，要说当今诗人的含金品位，熊鉴先生的诗歌当属富矿。
番禺国手何永沂兄在探讨熊鉴先生诗作时，发现在先生的诗作中找不到任何一个“古人”的影子，我认为这应该是对熊鉴先生诗歌的最高评价了。
“诗人”，写“人”之谓欤，惟有关注人性主题方不负“诗人”二字。“何故人间无善恶，屠刀割去是非心。”欲学作诗，先学作人。在熊鉴诗中不用何兄寻觅的，是贯穿始终的熠熠生辉的人性主题。

娱目投身一路歧，以何为本可评诗？清风逐夜徐徐送，代表如云款款靡。
改造成功真见鬼，呼吁建馆惜无期。没心没肺怀沙笑，人字当头品味儿！
2003年3月15日　


附：
黄玉奎兄自晋城来言会上李锐老发言提及陵“欲学作诗先学作人”之说，
引发“陵”感，即用谭克平先生韵兼剌陈良宇
盛宴归来忆晋城，奎兄遇杰说冰清。满堂顶李崇真锐，盈宇无良假正经。
诗重作人凭硬骨，官常卖雅附幽灵。一朝天子陈难去，何日骚坛得复兴。
2006.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