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关于《红楼梦》这篇论文的这段时期，我将文本翻来覆去的研读，并翻阅了各家论著，终于俞平伯《红楼梦简论》中的一句话使我眼前一亮：“《红楼梦》正因为它太现实了，才写的这样不太现实的呵。” [3](P347)历来《红楼梦》的文本研究，对传统的突破——大团圆结局的突破、对传统爱情模式的突破、人物形象塑造方式的突破、在语言运用上的突破、叙事方式上的突破，这一类的文章不胜枚举。胡适认为《红楼梦》的平淡无奇最为可贵，是自然主义创作典范。何其芳觉得《红楼梦》大胆的幻想色彩使之浪漫主义成就非凡。以后就有人认为《红楼梦》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整体。笔者在结合《红楼梦》文本，阅读了大量红学论著以后，越来越觉得《红楼梦》的创作技法可以概括成两个字：“真”与“假”。这两个字看似矛盾，然而在小说中，它们相互之间绞结成一张双层的网，织起了一部《红楼梦》。但作者运用这种创作技法并非为了追求什么现实与浪漫，而是在特定环境下的无奈选择，正是这一无奈，成就了一种崭新的、非凡的、伟大的、引人如胜的叙述方式。本文就试对此技法详细说明。
一、“真”“假”技法在各版本中的不同表现
鉴于《红楼梦》成书的情况比较特殊，不仅结尾众说纷纭，传世的各个版本在一些重要故事情节和叙事方式上也存在很大差异。一样的论点参照不同的本子加以分析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本文分析作者的创作技法是在对胡经之先生在其著作《枉入红尘若许年》中的版本分析的归纳阐述为基础的。
历来《红楼梦》的版本以有无脂砚斋的批语分为两类：“脂本”和“程本”。胡经之先生的著作《枉入红尘若许年》中在对《红楼梦》中“石头”的意象分析时指出了“脂本”与“程本”的区别[5] (P203)，笔者试归纳分析如下：
脂本　　　　　　　　　　　　　　　
顽石=通灵宝玉神瑛侍者=贾宝玉 　
1.作为记述者的通灵宝玉，要等贾宝玉的命运最后了结，才返本还原。2.作为记述者的通灵宝玉，也可以不等主人公及其家庭的命运最后如何，就出世而去，小说戛然而止
叙述基本以第一人称间用第三人称
程本
顽石=神瑛侍者=贾宝玉
顽石为当事人，通灵宝玉只是个影子，在小说中作用不大。
只有把贾宝玉及其家族的最后命运交待清楚，小说才能结束，而通灵宝玉的命运却无关大局。
小说的叙述角度严格统一而单一化。全用第三人称。
以脂本的结构来说，《红楼梦》讲了两个故事：1.书中的主体故事。2.顽石的故事。两个故事互相联系又各自独立。通灵宝玉何时出世的两种结尾分别体现了两种主题思想：1.對人生如梦，万境归空的感悟。2.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对尘世的荣华富贵的否定，幻想有一个美妙的、自由的、和谐的社会。但是贾宝玉的悲剧不只在他看到了世间许多人生悲剧，而且在于，他对这些人生悲剧执著不放，摆脱不开。他对在这些悲剧中受损害、被毁灭的那些真的、善的、美的东西，寄予深情，无限哀伤，却又无能为力，束手无策，于是只有烦恼和苦闷。鲁迅先生感言道：“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 [6](P207) 。“爱博而心劳”的贾宝玉，于是“忧患亦日甚矣”，终于导致了他自己精神上的悲剧，而不是离尘出世的悲哀甚或解脱。贾宝玉并非是一个能看破人生向往出世的人。书中本自说的明白。且看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迷贾政悲谶语”中宝玉调和黛、湘二人不成功，反己落了两处的贬谤，提笔占一偈云：
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2](P143)
好笑之处又有下来“自虽解悟，又恐人看此不解，因此亦填一支《寄生草》，也写在偈后。自己又念一遍，自觉无挂碍，中心自得，便上床睡了。” [2](P144)如果真了无挂碍了，还会牵挂别人能否看懂自己所写文章？想那曹雪芹也不曾认真有抛下一切出世去的念头，如果有，那我们今天就没有这部《红楼梦》可看的了。后被黛玉一问、宝钗一比便撇开了手。从此后便再没兴过此念。历来人们把宝玉说的那一句“你死了我做和尚去”[2](P198)当了真，自以为黛玉泪尽而亡，宝玉必是应了这句话去做和尚了。岂不知这句原是宝玉一时急了漏出自己对黛玉的那段久藏的心事的话，黛玉听了这句话登时放下脸来说道：“想是你要死了” [2](P198)，宝玉自知“话说的造次了” [2](P198)。这个造次可与前回宝玉无意忘情说出的那个“若供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 [2](P172)相对照来看。后又有因袭人而感发，黛玉笑话宝玉作了两个和尚了，这句话被好好的打趣了一番。若是宝玉最后真的做了和尚，作者哪里会忍心这样闲情道来？
还有，第二回中贾雨村在扬州城外一座“门巷倾颓、墙垣朽败” [1](P103)的庙宇中见到的那个聋肿老僧，谓之是个“翻过筋斗” [1](P103)来的。有人说这个老僧就是后来的贾宝玉。笔者认为事实未必如此。此段上的脂批明确批说“未写通部入世迷人，却先写一出出世醒人” [1](P103)道出了书中顽石故事的用意。如果非要印证书中一人的话，我觉得用“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1](P103)形容王熙凤、贾雨村之流比宝玉还更合适一些呢。宝玉本是一痴心人，宝钗为其取名曰“无事忙”，岂是能够轻易撇开这些人，自己走了的？入世然后出世的乃是大荒山、无稽崖下的那块石头。文章一开篇就说的明白：此石头是 “听了那一僧一道说到红尘中的荣华富贵，动了凡心，央求僧道带他去红尘中享一享那荣华富贵” [1](P79)。紧接着有僧道劝他的一段话：“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 [1](P80)无奈石头此时凡心已炽，哪里听得进去，一味向往人世繁华，这便为后来经历世事后的出世埋下了伏笔，这是《红楼梦》中经典的草蛇灰线、千里伏笔技法，不必细说。再摘文中一节，为此佐证：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中凤姐与宝玉中邪后，僧道一干人来到贾府所说的一番话“只因他如今被声色货利所迷，故不灵验了。你今且取他出来，待我们持诵持诵，只怕就好了” [1](P294)，此话说的是石头在凡尘中被声色货利迷失本性，如果石头贪恋红尘，不肯悟道，那僧道如何能治的好他，且看石头悟了没有：当和尚说出“沉酣一梦终须醒，冤孽偿清好散场” [1](P295)一番话后宝玉凤姐“至晚间他二人竟渐渐醒来” [1](P295)，可见石头终是会出世散场的。
而“程本”中石头的故事却有头无尾，石头历世的故事也托付与贾宝玉来完成，笔者认为这大大削减了作品的丰富性与艺术性，而且也把作者创作所用的假话明说，真事隐约的技法坐实了好些。给人留下作者即顽石，顽石即通灵宝玉、通灵宝玉即贾宝玉、贾宝玉即作者的切实印象。所以 “真”“假”的创作技法在“脂本”中表现的更为鲜明、丰富、深刻。本文在论述时只以“脂本”为对象。
二、文中以“假”存“真”技法的体现及原因
1.文中作者对“真”“假”的说明
作者文中以“假”写“真”，似褒实贬，贬语褒意之处不可胜数。小处暂且不提，只拣出几处大的地方略加分析：如宝玉的判词，作者把他骂的一无是处，但作者是真心讨厌他吗？再如元春归省，何等热闹，作者先提“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 [2](P116)，是何等荣耀，“今上启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旷恩” [2](P102)，又是何等贤明。再看贾府一家，“满心里皆有许多话，只是俱说不出，只管呜咽对泪” [2](P121)，临了“怎奈皇家规范，违错不得，只得忍心上舆去了” [2](P121)。此等笔法的运用，可见曹氏满心里也是有许多话要说，只是俱不可明言，只有以“假”存“真”罢了。著者怕读者不甚明白，在文中再三再四的提醒读者：“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 [2](P9) “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谙则深有趣味。” [1](P103)以及历来红学家们细究过的“甄士隐”“贾雨村”，还有作者戏书的一句“我们也不知什么‘真’‘假’” [1](P100)。作者一把辛酸之泪，借用这些荒唐之言，书写的心事。如果我们不仔细体味咀嚼，乃至曲意误解，岂不辜负了作者的痴心一片？
《红楼梦》传世到如今，学者们考证出许多映射隐秘之事，一般读者印象最深的自然是宝黛钗的爱情悲剧。可谓后者只照了那风月宝鉴的正面，而前者呢，却都穿过镜子看出去了。我辈之人见了此等情形都不禁心锁烦愁，这书可不知都哭成什么样儿了。叹！叹！
2.文中对“真”“假”的隐述
再者，书中朝代年纪具无可考，书中人物身份、官制忽汉忽清，甚至杜撰虚拟，贾府所在地址也让人晕头转向，不知是在南京还是北京或是长安，连作者究系何人也让后人费尽力气去搜寻考证。
然而细细玩味，作者费尽一生血泪，并不是为了仅仅写一部“大旨谈情” [1](P83)以供人“醉余饱卧之时”“把此一玩” [1](P83)之书。作者隐去作书者名称却又自述“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 [1](P83)，对此，俞平伯先生解释说：“曹雪芹有时说他做的，有时又不肯明说。既做了绝世的文章，以人情论，他也不肯埋没他的辛苦；同时总亦有不愿承认的理由，这违碍太多。……只隐约其词” [3](P348)。作者一再跟人说这本书大旨谈情，毫不伤涉时政，却在“好了歌”注中说些什么“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1](P93-94)与情无关，却与时事牵扯不断的话，还有“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王凤姐弄权铁槛寺”所写到的官场黑暗，营私舞弊、弄权买官，贪污受贿等等事件却又与情有何关联？并且“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敏探春兴利除宿弊”这些治家之才又关涉到儿女私情什么了？作者在明处总说当今是“昌明隆盛之邦”、“昌明太平朝世” [1](P85)，却在人们不注意的地方点出书中人物都是生于末世，例如探春的判词“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1](P158)， 凤姐的判词“凡鸟偏从末世来” [1](P159)，都可以看出曹氏的良苦用心所在。可见作者真写之处未必真，虚带一笔的却是主旨。真是做到了“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1](P86)。
从对秦可卿之死的分析中，也可看出作者创作的“真”“假”技法的运用。作者一直没有明说她得的到底是什么病，最后又是如何死的，反而在第十二回借尤氏之口，把秦可卿好好的夸了一番。好像她是为了家事操劳累的。可是我们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秦可卿与她的公公贾珍有染，而且也是自缢而死的。这些有红学家专门论述过，在这里就不详细说明了，此处提及，只是想印证本文的观点：作者常常把真实情况隐藏在人们不注意的地方，只在表面说些表面话而已。读者万不可只看作者的表面话就信以为真了，被作者“欺瞒”了去。其实曹雪芹并非故意“欺瞒”大家，在很多地方他都给了阅读者许多提醒，比如这一例，作者除了不忍明白道出秦可卿的不端行径外，是否也有借此回提醒读者读此书的特殊技法呢？
3.作者选择此种创作方法的原因
作者为何以“假”掩“真”，正如赵齐平先生在《关于〈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中所分析的那样，作者在当时政治与文化思想统治和思想局限下，不敢说的太直捷。小说中表明此书“大旨谈情”，却又一再表示“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 [1](P83)若非为了避祸，这些话又何必？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记，此书1765年忽出于北京[6](P205)。且看1765年是什么环境： “1755年以后的20余年间文字狱连年兴起，形成严厉的思想统治。文字狱镇压的对象，既不是‘复明’的志士，也不是结党的权臣，而是一般的汉人文士。” [15](P61)曹雪芹写了这样一部现今人看出了不少排满、反封建之类思想的书，难道不怕惹祸上身？再者作者为何假托一石头为记述者，把自己隐藏起来，一辈子的心血凝结出的这样一部书，作者难道不欲后人知道作者究系何人？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有关这一点，周思源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清代文字狱对〈红楼梦〉的影响》中找出红楼梦中诸多扑朔迷离、自相矛盾之处，结合清朝文字狱的严峻状况，分析说明。这一点非文章重点，此处就不详述了，只引出周先生的结论作为曹氏成书时代社会形势之严峻的一个佐证：“作者运用其伟大的艺术才能，在消极意义上绕过了这些布满利刃刀尖的陷阱，而且将险境化作机遇，从积极意义上创造出一种特殊的风格。”[10] (P 47)
文章的写实主义风格，作者声明是由“石头”所做，其中体现的即王蒙所指出的“中国式的聪明灵活的辩证法” [14] (P16)。那些“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 [1](P82)的才子佳人小说作者在道破其“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 [1](P82)之时，也主要是打着封建正统思想的旗号来批驳其“讪谤君相”、“贬人妻女”、“奸淫凶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 “坏人子弟”的那些陈腐谬说。
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辨》中将《红楼梦》的艺术风概括为“怨而不怒”,并进一步解释说: “刻薄谩骂的文字,极易落笔,极易博得一般读者底欢迎,但终究不能感动透过人底内心。刚读的时候,觉得痛快淋漓为之拍案叫绝,但翻过两三遍后,便索然意尽了无余味,再细细审玩一番,已成嚼蜡的滋味了。这因为作者当时感情浮动,握笔作文,发泄者多含蓄者少,可以悦俗目,不可以当赏鉴。缠绵悱恻的文风恰与之相反,初看时觉似淡淡的,没有什么绝伦超群的地方,再看几遍渐渐有些意思了,越看得熟,便所得的趣味亦愈深永。所谓百读不厌的文章,大都有真挚的情感,深隐地含蓄着,非与作者有同心的人不能知其妙处所在。” [4](P200)以此来关照作者以“假”存“真”的创作技法，作者是否也有意留与读者细细把玩的地步呢？并且，作者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就是把小说当作一种艺术真实来写的一种自觉意识吗？
结束语
上述各例只是就书中所存文字部分加以归纳推理，且与探索书中隐藏了什么真实事件无关。说到这里，笔者不禁觉得作者的这种创作方法用真与假表达似乎并不贴切，因为这里的真与假只是就读者的体会而言。作者是真处写出真感情，假处只是为打掩护，并没颠倒。只是二者的分量处理出乎常理，使读者产生了误解而已。但是为了便于表达，还是暂且借用“真”“假”二字罢了。（此段参考了文学院教授王志武老师讲义的有关论述）
这样一部结构宏伟严密的作品，其创作方法，文本价值不可估量，笔者在此只能够就其“真”“假”技法这一点做一些远远不够详尽的分析，以求红学界前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