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老先生之所以能被选列中央成为专给已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治病的“御医”，除了他的精深医术．丰富的临术经验外，主要还是众口皆碑的医德。解放前成都名医不少，各有专长；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宫、皮肤、花柳、收疮接骨等应有尽有。名医们各有气派；居寓富丽堂皇．诊室多为书斋，窗明几净，芳香袭轻，名人书画琳琅满目。就诊者多系达官贵人豪绅巨贾。这些名医诊费高昂，醒目价格令人望之却步，“门诊大洋1元，拨号〔即不按先后顺序提前诊病)2元，午后出诊城内4元城外8元，晚上6点加倍，车费另加(当时名医都有人拉的双轮私包车)”．平民百姓岂敢问津。
　
　　唯独蒲老与众名医因然不同，平易近人，既有慕其医术而来的显贵也有中产阶级，绝大多数还是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城市贫民。他的医寓也不似一般名医们那样高大宽敞，仅仅是一所不起眼民房，房前街道两侧一边停放着无数中下层病人临时雇来朗陈旧黄包车，一边停放若有钱人的私包车。因此很容易找到他的医寓。蒲者从来是黎明即起，洗漱后便开始为早来的病人诊病，早霜经常是在诊闲时匆匆喝一小碗蛋花汤。他坐在堂屋正中的木圈椅上，前面是一张陈旧洁净四面有抽屉的方桌．左面和下方坐的是他的两位专开处方的高徒，右方则是
供病人就诊的圆凳。堂屋及过厅两侧便是坐满了候诊病人的长木椅，病人以到的先后挨次就诊不分贵贱，只是病憎严重呻吟不止酌病人蒲老则指着提前为之诊治。蒲它的诊费是随病家自给轻轻扫入其胸前抽屉中，三角伍角，一无元元甚至有一次付几十元的‘高贵病人。但对衣杉破烂的穷苦病人不仅拒收诊费，还要在处方上盖一个“凭此方到鼓楼北三街庚鼎药房捡药不收分文”的印章。我曾经几次看到穷苦病人向蒲老随地磕头感谢救命之恩，蒲老总是慈祥地双手按起病人安慰道，“再来吃付药就好了2”对于同乡人蒲老坚决不收诊费，尤其是学生，他总是非常和气地说：“要好好用功读书，这钱就留做零用吧!”(当时学生都佩有校徽)，蒲老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依病人看毕为止．有些时候要看到午后一点过，他诊病的速度惊人，辨症施治准确，评脉时便可说出病者的病痛，问病人还有什么病状，看舌苔后即指示徒弟按他说的汤头加减处方，然后经他审阅后交病人。两个徒弟轮流忙着开处方，因此他才能为众多的病人治病。不知多少穷苦平民在他的免费送药的诊治下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如今回忆蒲老这种济世救人的高尚医德，不禁联想到时下流行的民谣“四等人，手术刀要想活命递红包”．怎不令人感慨系之；真是“其人虽仙逝，美名永流传！”

　　梓潼县政协文教卫生委员会 , 《梓潼县文史资料 第12辑 人物专辑》 , 梓潼县政协文教卫生委员会 , 1997年10月第1版 , 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