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朝鲜



第一集： “今日朝鲜的经济与民生”

(《卖花姑娘》主题曲) 这首名叫《卖花姑娘》的朝鲜电影歌曲曾在七十年代响遍中国的大江南北，令无数中国观众为之动容流泪。

毗邻中国东北三省的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而上个世纪50年代发生的韩战，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抗美援朝战争更是把中国与朝鲜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歌颂中朝友谊的年代里，邱少云、黄继光、罗盛教的故事被历届的中国中小学生们熟读铭记；而朝鲜在六七十年代输送到中国的宣传画册、纪录影片，也向中国民众展示出一幅有关朝鲜的美丽画面，那就是，朝鲜是一个阳光灿烂、富有生机、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朝鲜人民载歌载舞、无比欢乐地生活在一个人间天堂。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切都显示出它不过是一个美丽的幻想而已。近年来多次到朝鲜去过的中国旅游工作者田成江说： (录音)

其实，朝鲜也并非一直都是如此穷困不堪。早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于48年9月宣布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朝鲜除了从前苏联和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大量援助外，也曾在经济领域取得一些发展，其经济运行和国民生活水平也比位于其南部的韩国要好。韩国忠州市瑞元 笱д斡胪饨幌到鹨褰淌谒担?

“北韩当时的经济成功来自于朝鲜劳动党对全民实行前所未有的大动员政策和数量庞大的劳动大军。他们也为自己的经济成功感到自豪。但必须记住，这种成功和自豪感的代价是对民主人权以及人类所应有的其它权利的践踏剥夺。”

作为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朝鲜为显示其制度的优越性，自成立后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免费医疗教育以及配给制的社会生活资料分配制度。不过，这种经济发展没能持续太久。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韩国经过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朝鲜则迅速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从90年代开始，朝鲜历经数年的干旱和洪涝，农业受到致命打击，连年歉收；再加上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而造成的外援的减少，朝鲜的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全国厂矿开工率不足百分之40。金银珏教授说：

“全世界众所周知，北韩有巨大的经济困难，他们甚至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据说当今有几百万人在饥饿线上挣扎，成千上万的人设法逃向中国、独联体国家、日本、韩国等。”

由于朝鲜政府每年只是公布当年的经济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多少，完全没有具体数字，而偶尔对外发表的一些数字又经不起外界的推敲，外部无法确切地了解朝鲜的真实经济状况。然而，因饥饿而外逃的民众所披露出的他们的真实生活却显示了与政府所说的截然相反的情况。美国的人权研究及人道援助机构"防御论坛基金会"的总裁苏珊斯科尔特女士说：

“我们听到的是朝鲜目前的饥荒情况比以前更严重。近年来被饿死的人估计最少有两百万，最高的估计甚至有3百万。朝鲜官职最高的叛逃者黄长烨于1997年出来时说，在当时已有三百万人死于饥荒。而我们知道那种严重饥荒的情况一直延续至今。另外，刚刚到过朝鲜的一名粮食援助工作者 担衲?月15号金正日庆祝生日那天，老百姓依照惯例，以为政府会给大家发粮食，然而，朝鲜政府头一次即使在那一天也没给民众发粮食。”

近年来，朝鲜政府也承认国内因天灾而发生农业歉收、粮食短缺，但仍表示，朝鲜的食品配给制保证了全国人民不挨饿。而实际上，朝鲜自1957年开始实行的食品配给制虽然仍在继续，但普通百姓的配额已从当初的每人每天700克大幅减少到如今的100克左右。在全国范围内，除平壤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情况稍好外，中小城市和偏远地区则尤其不堪。中国旅游工作者田成江说： (录音)

另一方面，虽然老百姓陷入饥饿的困境，但干部和军官们却有特殊供应。从朝鲜经中国逃亡到韩国生活的郑海承原是首都平壤一家官方报社的高级编辑。他说：

“从整体上讲，朝鲜的粮食供应情况非常差，尤其是对普通百姓而言；但你若是为政府、军队工作而且职位高、有社会地位，那么你的情况就不会太糟。我当时作为一名高级编辑，在社会上层，所以我个人在粮食方面的情况还不算太坏，比较有保障。”

因为协助、组织朝鲜人逃往韩国避难而闻名于世的德国医生沃勒森，从99年7月起曾在朝鲜进行过一年多的医疗援助服务，并获得过朝鲜政府颁发勋章。而正是由于他在朝鲜期间所亲眼目睹的朝鲜人的生活惨状促使他日后成了一名帮助朝鲜民众的人权活动人士。他说：

“选择帮助朝鲜难民的决定来自于我在朝鲜的亲身经历。我当时在那里是一名医生，负责给十家医院、数十个孤儿院以及幼儿园的人们进行医疗诊断。我亲眼看到朝鲜人因缺乏医药或食品而要死去。朝鲜儿童不单单是饱受饥饿、缺乏营养而面临死亡，而且他们也没有任何希望，没有任何前景。当我看到他们那一张张小脸，一双双眼睛时，我发现他们除了悲哀忧郁的目光外，再也没有其它任何表情，既不会哭、也不会笑，甚为呆滞。”

对于朝鲜发生的大规模饥荒问题，包括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在内的国际组织近年来不断提供以粮食为主的各种人道援助。但这些粮食却无法真正到达饥民手中。苏珊女士说：

“政府间的粮食援助在朝鲜最后都走了调，全都由朝鲜政府控制着。有从朝鲜逃出来的人作证说，那些粮食援助本来是面对饥饿的朝鲜家庭的，然而只要提供援助的非政府机构的运粮车一离开，军队就会回来把粮食全部收走。我有次在追踪一批外界粮援分发情况时发现，有两吨专门给朝鲜医院里的新生婴儿们提供的口粮，也被他们全部收走了。这实在令人震惊，他们甚至从婴儿口中夺抢粮。”

与此同时，朝鲜政府平时还禁止普通民众在国内自由迁移，尤其是严禁发生严重饥荒地区的饥民向大城市等地区流动。郑海承编辑说：

“由于我是政府报刊的编辑记者，所以我可以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随便走动，没有太多限制而且能看到各地的情况。但是普通民众就不行了，你要迁移走动，必须要先申请并获批准。在朝鲜，对民众的管理是很严的。”

为摆脱经济困境，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曾于2002年前往中国，参观访问了上海和深圳等经济改革较为成功的城市；此外，朝鲜也曾宣布邻近中国的新义州为经济特区，并一度任命目前已被中国政府羁押判刑的荷兰籍华人杨斌为首任特首。这些举动曾引起外界的关注，人们怀疑朝鲜高层是否有意学习中国的改革措施。不过，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斯坦伯格教授分析说：

“我们知道北韩曾修改过宪法，以使经济领域稍为宽松些，但总体上却仍与外界隔绝。他们也想模仿中国的一些改革措施，但他们又惧怕外国思想会影响改变北韩的百姓，进而危机到其共产主义政权和当权者的利益。所以，北韩也许将来会改革，但步伐将非常之缓慢。”

第二集： “今日朝鲜的政治与人权状况”

朝鲜的经济困境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引起着国际社会的关注。虽然朝鲜政府将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连年饥荒归咎于旱涝天灾、粮食减产，以及所谓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封锁等等，但外界的看法则截然不同。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斯坦伯格教授认为，朝鲜的问题首先出在朝鲜的政治经济制度上：

“北韩的经济问题并不仅仅来自于水灾、坏天气等等；其实它是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必然弊病。北韩在政治经济上的中央集权控制使他们的经济一步步恶化。”

朝鲜自48年宣告成立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至今的55年里，国家党、政、军的实际最高权力先后由其领导人金日成、金正日父子把持。为凝聚民众的热情和对政府、制度的支持，执政的朝鲜劳动党从建国之初就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标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在宪法中规定，对全民实行免费的医疗教育和住房分配，所有公民人人平等，既有选举权，也有居住和旅行的自由等等。不过，原先在朝鲜平壤一家官方报社担任高级编辑、现在韩国汉城定居的郑海承先生指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平等和自由：

“在医疗方面，我个人能从医院得到比较好的免费服务，但普通百姓就差多了。在公共教育方面，人人都可以接受从小学到中学的免费教育；但中学毕业后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是否上大学，只有那些学习好而且出身好、政治上可靠的人才有机会。另外，选举权对大家来说，只是等待着投票说"赞成"而已，无论什么事，绝对都是百分之百赞成、同意和通过，而且你必须这样做。”

另一方面，虽然朝鲜的国民经济十分落后，但为了巩固权力，朝鲜领导人在抵御侵略、统一朝鲜半岛的名义下，在全国2200万人口中常设了一支由110万人组成的军队以及警察部队。庞大的军警一方面成为领袖们的效忠者，另一方面也成为对内镇压异己、进行铁腕统治的有力工具。总部位于 拦锥蓟⒍俚娜巳ㄑ芯考叭说涝?防御论坛基金会"的总裁苏珊斯科尔特女士说：

“我们有目击者作证说，朝鲜最少曾有12个政治犯集中营在运行，目前这个数字可能减少到了10个。被关押者的数量约有20万到40万之多，其中很多人是全家老少都被关在里面。自从这些集中营于72年由金日成建立后，共有大约40万到一百万无辜者在这里被杀害。除此之外，朝鲜还有数量正在不断增加的拘留中心，主要用以关押试图跨越国界者。关于拘留中心的数量，我们还不太清楚，但至少10个政治犯监狱，是得到了我们的卫星图片和叛逃者的证实的。”

在运用军警和集中营进行高压威慑的同时，朝鲜政府及其领导人还在思想领域对民众进行钳制。其做法既有类似于中国曾有过的造神运动、个人崇拜，也有日常的思想教育等等。郑海承编辑举例说：

“我是从平壤的金日成大学毕业的。当时我们哲学系的所有内容都是金日成思想和理论，所有其它的理论也都是从金日成理论衍生出来的。在全社会范围内对民众灌输的也是金日成创立的主体思想。”

与此同时，朝鲜政府对国内的新闻媒体也进行严密控制，而且不轻易允许外界国际媒体进入朝鲜进行采访报道。目前，朝鲜国内唯一的一家全国性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内容也几乎全是国内的新闻和政治宣传。曾在朝鲜进行过一年多医疗服务的德国医生沃勒森说： “我很相信媒体的力量，而朝鲜政府在剥夺媒体的权力和力量方面有着高超的技巧。他们不准外国记者进去采访，整个国家也没有外国报刊或广播电视节目。朝鲜人也因此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对于朝鲜政府的这种新闻封锁与高压政策的效果，韩国忠州市瑞元大学政治与外交系的金银珏教授分析说：

“北韩有着很强的民族自豪感，强调在国内事务上不受外国干涉；在他们的土地上没有外国驻军，这一点对北韩人来说很有吸引力；虽然他们的民族主义是个谎言，但很有效，因为人民与外界隔绝，不知道外部世界发生了什么，所以大家虽然很饥饿，但仍然感到高兴。”

近年来曾多次带团前往朝鲜的中国旅游工作者田成江也就他的所见所闻举例说，(录音)

朝鲜政府的与世隔绝和新闻封锁，一度也使外界难以真正了解其国内局势的恶化程度。不过，近年来，随着大量人员的外逃，其国内的黑暗程度逐渐开始在国际社会曝光。目前主要从事帮助朝鲜难民活动的德国医生沃勒森说：

“在韩国，有许许多多的朝鲜叛逃者讲述了他们自己的故事经历，其中包括朝鲜政府侵犯人权，集中营中的虐待，大规模处决犯人，强奸，以及使用活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等等。我本人就因为批评朝鲜政府不人道而遭到他们的驱逐，虽然我甚至因为捐献自己的皮肤救助病人而得到朝鲜政府奖励的勋章。依我看，朝鲜的最大灾难实际上只有一个，那就是金正日政府。”

苏珊女士任总裁的美国人权研究及人道援助机构"防御论坛基金会"，曾多次组织逃出朝鲜的难民在美国国会举行的有关朝鲜民众生活状况的听证会上作证。苏珊引述部分难民的经历说：

“朝鲜没有任何人权，民众不能自由地表达意见，也接触不到外界信息。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政府的控制。过去我们曾认为，朝鲜民众最少有死在政府手里的权利，因为金正日不是把他们饿死，就是把他们关进集中营杀掉。然而实际上他们连死的权利都没有。我们知道金正日的一名贴身警卫，还有一名地下教会的基督徒，在被关进集中营后，因受不了酷刑折磨而多次试图自杀。但当局有意不让他们死掉的原因，则仅仅是为了继续折磨他们。”

按照朝鲜难民的讲述，朝鲜民众所受到的限制、压制，实际上源自于政府的一整套管理制度。作为一个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朝鲜多年来一直采用中国曾经实行过数十年的的做法，对全国民众的家庭出身追溯三代、进行详细划分，然而制定出核心阶级、动摇阶级、敌对阶级三大类共51种成份。而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往往也就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斯坦伯格教授说：

“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是北韩的特征之一。北韩政府对人民压制的很厉害，人民根本没有表达的自由。你若有革命背景，你就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之一，就能过上好日子；否则，你就会被认为是潜在的敌人，命运将非常悲惨。从国际上任何标准来看，北韩既无民主自由、更无人权可言。”

目前，朝鲜国内的人权问题，犹如其饥荒问题一样，引起着国际社会的关注。然而，面对国际人权团体和人权活动人士长期的批评谴责，朝鲜政府置若罔闻、无动于衷。而朝鲜普通百姓除了在高压和饥饿之中拼力挣扎外，剩下的似乎只有冒着被逮捕、监禁甚至被处决的危险逃往它国，落为难民。

第三集：“日益加剧的外逃难民潮”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朝鲜连年的粮食短缺和大饥荒，越来越多的朝鲜人开始设法越境外逃。而近年来在中国频繁发生的外逃朝鲜人闯入外国驻华使领馆、寻求避难的事件，正是这一难民潮的一个缩影。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最终目标是位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韩国，但朝韩军事分界线上的重兵把守、严密防范，使他们望而却步，不得不首先逃往中国、俄罗斯、蒙古等邻国，然后再寻机从其它渠道直接或间接前往韩国。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人权研究及人道援助机构防御论坛基金会的总裁苏珊斯科尔特女士说：

“目前没有办法确切知道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朝鲜难民，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国际非政府机构或联合国有关机构进入朝鲜难民最集中的地方中朝边境一带访问调查；同时，有些朝鲜难民在边境线上来回走动，无法具体进行统计。所以，现在的统计数字跨度很大，从5万到35万不等。他们逃出来的原因主要是受饥饿所迫、生活绝望、没有任何人权。”

这些受饥饿和人权状况驱使而被迫逃亡的朝鲜人首选中国作为跳板国家，除了因为中朝两国的地理位置、历史渊源、民族文化等因素外，还出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对他们的吸引。虽然朝鲜政府长期的自我美化式的舆论宣传和对外封闭政策，使普通百姓无法真正了解外部世界的变化，不过，对于仅有一江之隔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中国，他们中的不少人多少还是有些了解。近年来曾多次前往朝鲜的中国旅游工作者田成江先生说： (录音)

虽然中国，尤其是与朝鲜接壤的东北地区，目前仍有大量的失业下岗工人和生活还无着落的农民，但与朝鲜相比，中国的总体政治经济状况使许多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只能坐以待毙的朝鲜人甘愿孤注一掷、冒险逃亡，以搏出一条活路。苏珊女士说：

“朝鲜人主要是由于饥荒而外逃，而他们一旦跨过边境线，看到外界的景象，他们就知道他们再也不想回朝鲜了。有个逃出来的人告诉我，虽然在中国他们仍要逃亡、躲藏，时刻担心被中国警察抓到而感到恐惧，但与朝鲜相比，中国简直就象是天堂了，他们宁愿在中国农村做苦工。当他们逐渐了解到美国、韩国的状况后，就更向往到这些自由国家里过自由的生活。”

朝鲜普通百姓因衣食无着落而逃亡的情况实际上也又一次验证了中国的古训："民以食为天"。而在近年来，逃难大军中因政治原因而逃亡的人的数量也开始不断增加，并成为一个趋势。曾在朝鲜进行过一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工作、目前主要从事协助朝鲜难民活动的德国医生沃勒森说：

“越来越多的高级别的人因为政治原因而出逃。我们目前遇到的这些人有的是大学教师或军官，有的甚至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朝鲜外交官和商界人士等。他们急切地想逃离朝鲜，不再为金正日的政策叫好，他们在逃出后也为他们的家人以及财产、商务的安全担忧。在沈阳、丹东、大连，你就能接触到他们。我的看法是，政治原因的叛逃正成为一个趋势。”

这些因政治原因逃亡的朝鲜人则包括了许多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和学者等等，如原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黄长烨，朝鲜人民军副帅李斗益，导弹专家林纪成等等。目前生活在韩国的郑海承原是朝鲜平壤一家官方报社的高级编辑。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他原本属于朝鲜享有特权的精英阶层中的一员，不存在衣食温饱问题；然而由于他坚持探索史实真相、说真话，因而不得不走上外逃之路。郑海承说：

“我不得不逃离朝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我在文章中写出了金日成的真正出生地，这与官方所宣传的是不一样的；二是我根据历史事实、写了朝鲜先出兵进攻韩国才引发朝鲜战争这样的文章。这样，我由于说真话、还原历史真相，就变成了当局眼中的政治犯，结果我不得不出逃。”

对于绝大多数逃亡者来说，逃往意味着颠沛流离、背井离乡，无论是受饥饿所困，还是受人权压制或政治迫害，逃亡都是不得已的最后选择。 苏珊女士说：

“与我交谈过的、包括职位很高的许多朝鲜叛逃者反复地告诉我，他们想回去建设一个新的、自由、民主的、能享受人权的朝鲜；他们不想成为美国、日本、韩国或中国的负担。他们说他们并不是要离开朝鲜，而是要脱离金正日及其统治的那个可怕的集团。”

对于选择中国作为跳板的朝鲜逃亡者来说，设法躲过中朝两国边防军警的巡逻、搜捕，顺利地跨越边境线，还只是在逃亡之路迈出了第一步。而往后的日子中，更令他们提心吊胆的是如何躲避中国警方人员的追捕。因为，一旦被中国警察抓到，不但要面临中国拘留所的羁押、刑罚，最终还要受到遣返被送回朝鲜；而遣返则意味着长期的监禁甚至被处决。苏珊女士说：

“朝鲜百姓一旦逃离朝鲜就算是犯了罪，被遣返后会受到可怕的虐待。我们知道的一个例子是，有两名儿童因为曾经三次跨越边境线，后来被抓到后竟遭到了枪决。有的妇女在逃往中国期间怀了孕，被抓到遣返回朝鲜后，不但被强迫堕胎，还被送进劳改集中营。关于朝鲜难民的这种悲惨故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随着朝鲜逃亡者人数的增多，他们遭到中国警方拘捕的案例也明显增加。最近的一起于9月5号发生在中国广州。原朝鲜生化武器专家李宰佑(音译)博士在试图进入澳大利亚驻广州总领馆申请避难时，遭到中国便衣警察的拘捕。目前，李宰佑本人仍被羁押，当时与他随行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则下落不明。现已在韩国生活的郑海承回想自己当时在中国东躲西藏的辛酸逃亡经历时说：

“我在中国期间时刻都感到极度不安全，主要是怕被抓到后遣返回朝鲜。我看到有很多象我这样从朝鲜逃出来的人。我们也从一些当地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朝鲜族人那里得到了些帮助。为了生存，我们这些人不得不在中国农村悄悄地干繁重的体力活。整个逃往过程，对我来说，是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磨难、摧残。”

虽然中国政府规定不准藏匿逃亡的朝鲜人，并要求民众对可疑之人检举揭发，同时也对违反者进行惩处，但仍有不少中国百姓本着善良质朴的人性、冒着危险给予他们所碰上的朝鲜难民以帮助。苏珊女士说：

“中国老百姓们实在可敬可佩，是他们在悄悄地帮助一家一家的朝鲜难民躲藏起来，并为难民们提供临时避难的住所和食物；尽管他们自己冒着被拘禁、被重重罚款的危险，但他们现在仍在这么做，并与外界的人道援助机构一起为朝鲜难民提供援助。我对他们衷心地感到敬佩。”

在众多的朝鲜逃亡者中，郑海承属于是幸运的一员，因为他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最终到达了他所向往的民主自由之地韩国。相比之下，李宰佑博士则属于不幸的一员。虽然包括德国医生沃勒森在内的一些朝鲜人权活动人士及团体，正四处奔走游说，希望国际社会能通过外交和政治途径，帮助李宰佑博士等在内的被中国政府羁押的朝鲜人早日获得自由，但其最终结果如何，人们还难以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