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发现64年前《毛泽东自传》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前夕，一本1937年出版的《毛泽东自传》惊现于古城西安。有关方面专家高度重视，认为这是“非常难得的革命历史文献资料”。陕西省档案馆有意收藏此书。该书收藏者则表示，随着史学界的关注和研究，相信它的价值会在日后更多地体现出来。一这本1937年11月20日出版的《毛泽东自传》的收藏者，是空军西安基地原政治部主任、现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省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张国柱。

在古城西安张国柱的家中，笔者有幸见到了这本显然已经残旧不堪的领袖自传。封面为红色，左上方是毛泽东侧身肖像；右上方醒目可见手书“毛泽东自传”字样书名，并显示为潘汉年题（潘汉年当时任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左下方印刷体署名，“史诺录，汪衡译”；下方由右至左署有“文摘小丛书，黎明书局经售”。字体皆繁体。由此可知此书是由当时上海的进步书社——文摘社出版，黎明书局经销，而史诺则是斯诺的旧译。

打开封面，有行文自右至左的印刷体：“史诺录，汪衡译，毛泽东自传，附——毛泽东论中日战争；毛夫人贺子珍小传”等字样，同时自左至右标有“1937．11．1，初版；1937．11．20，再版”字样。

该书扉页，有加框处理的毛泽东手书题词：“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对日作战的总方针。各方面的动员努力，这是达到此总方针的方法。一切动摇、游移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毛泽东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三日”。题词盖有毛泽东印章。

次页满页是毛泽东在陕北农家小院中的全身照片。照片中有一觅食的母鸡，照片未加说明。

据了解，照片作者系田一明先生，1914年生，陕西白水县人，全国政协五、六、七、八届委员，香港建义利有限公司董事长；照片是1937年4月田一明先生受当时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委派到陕北处理公事，其间受毛泽东主席约见时拍下的。

在第三页，有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合影，署有说明文字“毛泽东夫妇近影”。

全书分正文和附录两部分，自传正文75页，共计3万字，分四章：一颗红星的幼年；在动乱中成长起来；揭开红史的第一页；英勇忠诚和超人的忍耐力。附录共15页，有两篇文章：《毛泽东论中日战争》和《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在正文前，还有“本书承周民先生详加校正，并指出原文错误多处，谨在这里志谢——译者”字样。二1937年版《毛泽东自传》的发现，引起了陕西省社科院、陕西省档案馆及有关方面专家的高度重视，被视为非常难得的革命历史文献资料。

陕西省社科院原陕甘宁边区所所长、中国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雷云峰，从事毛泽东研究40多年，参加过延安革命纪念馆和毛主席纪念堂的毛泽东生平陈列室备展工作，并与毛泽东的亲属及斯诺夫人海伦·斯诺有过研究交流。他对该书进行了鉴定，认为这在毛泽东传略中是非常珍贵的真品。雷云峰说，他见过七八个版本的毛泽东传略，像该书这样早在1937年出版、由潘汉年题写书名的还从未见过，潘汉年的手迹也是真实的。在当时的条件下，直接以《毛泽东自传》为书名、以单行本的形式在“沦陷区”出版发行并及时再版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受当时条件限制，类似书籍往往要以别名等“隐蔽”方式出版发行。

陕西省档案馆也对此书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据该馆保管二处刘玉川、刘登敬介绍，以前对这一版本的《毛泽东自传》没听说过，得知这一情况后，他们当即对本馆的相关文本进行了认真整理，将整理结果与张国柱的收藏版本进行了详细对比。该馆现存最早的《毛泽东自传》，1946年6月30日出版于东北的大连，也是再版，初版则在同年4月20日，比这次发现的版本晚9年。二者系同一版本，内容和封面几乎完全相同，也是“史诺录，汪衡译”。所不同的是，出版发行者是大众书店，总经售是新文化书店；另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46年版本中已没有了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合影照片以及贺子珍小传。书名虽沿用潘汉年的手书，但去掉了“潘汉年题”字样。在某种程度上，1946年版是1937年版的再版。

陕西省档案馆认为，1937年版《毛泽东自传》的发现与该馆保存的相关文献相配合，完善了陕西省在这一时期这一领域的研究史料。他们已与收藏者本人接洽，有意以适当的方式收藏此书。三笔者就该书发现的始末和一些相关问题采访了收藏者张国柱。在他的收藏品中，有红军时期的苏区货币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抗币”等400多种，还有陕甘宁边区和东北的土地证、红军时期的股票、陕甘宁边区的债券等许多珍贵文物。今年春节期间，张国柱在四川一位藏友处发现了这本《毛泽东自传》，交流收藏后爱不释手。他对全书的每个章节和所有细节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认为该书在许多方面有研究价值：

首先是该书出版发行的历史背景。该书出版发行是在“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极力促进全民抗战；另一方面，国民党却消极抗战，阻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从扉页上的毛泽东题词和“毛泽东论中日战争”的附录内容来看，此书的发行旨在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号召一切爱国力量动员起来，同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到底。那么，该书是经党中央决策发行，还是在以潘汉年为代表的白区地下工作者倡导下发行的？

其二，该书主要内容和斯诺《西行漫记》中有关毛泽东的章节大致相同，而《西行漫记》最早的英文版本是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出版，时间大体相当。是先出的《毛泽东自传》，还是《西行漫记》先出，然后有人从中翻译了一部分出了这本书？

其三，毛泽东的题词从印章大小来看，是在信纸上书写的。那么，是在什么情况下应谁之约题写的？斯诺还是潘汉年？是不是专为该书出版所题写？是谁把它带到了上海？

其四，田一明所摄的毛泽东单人照片，使用时左上角已有残缺，那么照片是怎么辗转到了出版者手中？

其五，显而易见，该书由毛泽东口述，斯诺笔录而成，出版时经汪衡翻译、周民校正。斯诺早为世人所熟知，而汪衡是谁？周民又是谁？他们应该都懂英语而且相对了解毛泽东，是否也是我党地下工作者？

其六，发行量到底有多少？初版仅19天就又再版，说明该书的发行在当时反响十分强烈，销量很好。从封底内容可以看出，该书经黎明书局销往北平、南京、开封、安庆、成都、广州、济南、保定、西安、南宁、天津、杭州、南昌、重庆、无锡等当时全国主要城市。斯诺《西行漫记》一书的历史作用已有定论，而此书在“沦陷区”大量发行的历史功绩又应如何评价？

其七，文摘书社和黎明书局当时肯定在上海，是以潘汉年为代表的我党地下工作者的舆论前哨阵地，对它们的研究也很有价值。

张国柱表示，随着史学界的关注和研究，相信这本64年前的《毛泽东自传》的价值会在日后更多地体现出来。